佛家文化中有哪些慈善思想？

1. 佛家文化中有哪些慈善思想？

佛教法器佛教诞生于古印度，及至西汉末年，它始由西域传入我国。佛法东传后，受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善恶观、人生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由于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对现实生活至善的追求并与传统伦理的不断融合，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理论特别丰富。正缘于此，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它的社会功能也就趋向一种劝善化俗之道，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佛教寺院的慈善活动乃应时而起，至唐达到兴盛。
善恶是中国佛教文化中关于心性论的一对范畴。在印度佛教中，它原指心性的净染。《大乘义章》卷十二有言：“顺理为善，违理为恶。”《成唯识论》卷五也说：“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反之，违损此世他世则恶。由此看来，佛教最初的善恶观是以能否契合佛理为标准，凭染净来作为善恶的尺度。具体而言，顺应佛法、佛理是善，心地清净无染是善；违理背法是恶，烦恼痴迷是恶。“善恶是根，皆因心起。”于是佛教就制定了一系列戒律约束众徒，以断恶修善。佛门认为，只有不断改过，心地才能恢复清净，才能修成善果。因此，佛门中有“十善十恶”之说。所谓“十恶：杀、盗、淫、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乃至贪欲、瞋恚、愚痴，此名十恶。十善者，但不行十恶即是也”。这样，佛教徒以十善十恶为准尺，明善辨恶并求改过积德，产生一种崇贤尚善的力量。佛法对于修行实践的佛教徒在修善方面还有更高的要求：即“修三福”、“持五戒”。修“三福”的具体内容有：一是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是受持众戒，不犯众仪；三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行善事。“五戒”是指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饮酒，戒妄语，这与十善颇有相通之处，只是佛门中人将其奉为戒律并身体力行视作功德无量。这种佛教的伦理道德观推动了南北朝以来中国慈善活动的开展。后世人们不杀生而行放生，建放生池、立放生会，不偷盗而行施舍，设善堂、建义局，凡此种种善行就是佛教教义中三福、五戒、十善中蕴涵着的慈善思想外在的具体表现。
至于行善的方法，佛家也有其特别的论述，诸如“修福田”、“布施”等。所谓福田，就是行善有如农民播种于田，必有秋收之获，多行善事于前，将会受诸报于后。“福田说”即以此为譬，劝导世人多行善举，多积功德。这成为佛教教义中最有影响力的慈善思想内容。唐宋时的悲田养病坊、福田院之名就直接源于此。至于布施，大乘佛教就认为，“以己财事分与他，名之为布；己惠人，名之为施”。它还将布施分为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三种。财布施是施舍财物，济人贫匮之苦；法布施是讲授正法，破迷开悟；无畏布施是帮助他人免除畏惧，使之身心安乐。除布施外，佛教还讲爱语与利行，以此度众生。爱语是以善言相劝谕，并以众生平等之心，亲近众生，随机教化；利行则是笃行诸种善举，以利众生。这就是说，佛教徒应该与众生结缘，同舟共济，同甘共苦，逐渐指引他们修德行善，劝勉佛教众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芸芸众生逃去劫难度向来世。这种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行愿精神，不仅对出家僧尼和在家居士有着向引意义，而且对广大群众也有一种世俗伦理和舆论习尚的约束力，使人们慈心向善，慈心行善。久而久之，乐善好施、济人贫苦就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内容。
基于上述的这种善恶观念，中国佛教为实现劝善化俗的目的，还提出了因缘业报说，也称作“果报论”。佛教认为，“业有三报：一现报，现做善恶，现受苦乐。二生报，今生作业，来生受果。三后报，或今生受业，过百千生方受业”。善恶行为的潜在力量在时空中承续相沿，生起一种“业力”，它将带来或善或恶、或苦或乐的因果报应，由前世引发至今世，并延伸至来世，便形成善业善果、恶业恶果的业报轮回。这种业报轮回之说，给人以这样的伦理启示：今生修善德，来世升入天界；今生造恶行，来世堕入地狱。由此看来，佛门的因缘业报说可谓独具特色，有别于道教的“承负说”和儒家的“积德余庆，积恶余殃”思想。“承负说”是一人作恶，殃及子孙；一人行善，惠及子孙，其范围为前后五世。儒家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是属于单线的报应论，局限于一个人的今生。而佛教的因缘业报说是一个人的前世、今世和来世的业力轮回，有其理论的圆通性。佛教的这种业报轮回说，一经传入中土便同中国早已有之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相合拍，因而使善恶果报理论更加丰富。“倾家财，发善意，其功德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怀善者应之以祚，挟恶者报之以殃，未有种稻而得麦，施祸而获福也。”像这样的善恶果报之说，十分通俗，在佛教经卷中比比皆是，更容易为下层民众所接受，也便于行善。
佛教的因缘业报说渗透到社会伦理生活中，唤醒了众多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使人们意识到“善恶报应也，悉我自业焉”，并且认识到“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行仁”。从某种意义上说，因缘业报说更具威慑力地规范着人们的善恶行为，并进一步充实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观念。诸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劝善嘉言，妇孺俱晓，童叟皆知。缘于对来世受苦受难的恐惧，人们注重对自身的修养，广结善缘，尽量地积善积德，踊跃参加修桥补路等活动，使民间慈善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持续不衰。
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同时也是佛教慈善渊源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梵文中，“慈”含有纯粹的友爱之情，“悲”为哀怜、同情之意。对于奉佛信众来说，欲成圣佛，必须胸怀慈悲，以慈爱之心给予人幸福，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佛门还进一步讲“大慈大悲”，把慈悲扩大到无限，扩大到一切众生。《大度智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的这种慈悲是深厚的，清净无染的，视众生如己一体。正如《大宝积经》里说的“慈爱众生如己身”，知其困厄，如同身受，由此而生成了“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人格。
佛教徒要摆脱轮回，出离三界，应怀慈悲精神，以正、悟、智、善的慈航普度众生，实行“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一切众生造福田。《大宝积经》云：“能为众生作大利益，心无疲倦”，“普为众生，等行大悲。”佛法这种不舍世间、不舍众生的利他精神也同样在《法华经》中得到揭示：“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所以，佛教高僧都深怀大慈大悲之心，把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救济事业看成是慈悲之心的外化。同时，又时时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善待众生，以宽宏的胸襟劝谕世人发慈悲之愿而生救世之心，广行善举，求得菩提的护佑。
综上而论，我们认为本土化了的中国佛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的伦理宗教了。它以兴善止恶、改恶迁善为佛法之大端，要求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即是在慈善的伦理价值层面上规范人们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敦促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内省律己，克服私欲，去恶从善，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在佛教慈善观和世俗道义的影响下，佛门弟子以慈悲为首，以度人为念，愍念众生之苦，甘愿为十方人做桥，度脱一切。
这样，佛教的慈善伦理情怀与儒家仁爱之心、仁义之道就具有了相通之义。或许如此，唐宋以降，即使在儒学居统治地位的封建盛世，佛教也能摄儒入佛得以发展，并实现儒佛交融。民国有慈善家对此有这样的评说：“儒学盛兴之极，乃有佛教，儒、释、道相互传衍，数千年来深入人心，成为风俗。”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的劝善书、功过格往往是融会儒佛道诸家的慈善思想，大力地对普通民众宣讲积德行善，或进行劝募劝捐，以便形成仁风善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