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1.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斋志异》里有近五百篇的故事，塑造了不下百人的人物形象，这在古典小说中是较为罕见的。在这一人物画廊中，又以女性形象占大多数。由她们引发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也是聊斋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
这些女性形象，她们“虽为花妖狐媚，但多具人情”。在作者的笔下，她们几乎个个美得令人眩目。除了外表美，最可贵的是她们有着美丽的心灵，她们或温柔或聪慧，或天真或无邪，或行侠仗义。在《聊斋志异》描写女性的篇章中，既体现了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美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才能，这些人物形象丰富了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一、爱情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女性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往往集中在爱情婚姻上，女性就其心理特征来说，整个心灵几乎就是一个情感世界。”[1]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出污泥而不染，誓死捍卫爱情的鸦头和细候
《鸦头》中的鸦头是个误入风尘的女子，她敢于抗争不屈服，坚决地维护她和王文的爱情婚姻；《细候》中的细候始终不甘屈从于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决心跳出火坑，矢志跟从穷书生满生，在显现中富贾某的圈套后，愤然“杀抱中儿（细候与富贾某所生子），携所有亡归满。”[2]
（二）执著追求美的狐女阿绣

2. 聊斋志异侠女篇讽刺的是什么

《聊斋志异》侠女篇讽刺的是封建礼教。
《侠女》是《聊斋志异》中一篇流溢着奇光异彩的小说。全篇没有头尾完整、交待详备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于人物的一二奇行异事，写得虚虚实实、闪闪烁烁。
篇名题为“侠女”，作品突出侠女的侠义之行，充分表现出作者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气和尊崇女性的民主意识。

赏析
这篇小说从思想到艺术明显地受到司马迁史传文学的影响。《史记·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写郭解“急人之难，免雠于更。“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高尚品格给予热烈赞扬。

3. 《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和以前志怪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何异同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的境遇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她们重亲情、努力返归人世的行为和结局蕴含了中年民族特有的尚人伦、重人世、以人为贵的文化心理；富有才学的女鬼形象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寄托体。 《聊斋志异》可谓是狐女故事的集大成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它们的形象丰富多彩，蕴涵深刻。在86篇狐故事中，写狐女的有46篇，这些狐女故事可作如下分类：一、爱情至上的情狐，最有代表性的是狐妻型故事。在作者笔下，这些狐女都自选情人，既主动而又十分多情，其情谊之深笃，远胜于前代狐女，更胜于人类：有情有义，仁至义尽，生死不渝，大多够得上典型的情狐。在情狐故事当中，男子与狐女相遇的缘由大致有以下几种：(一)、夙缘，即男女之间有段夙缘，狐女的自动前来，是为再续这段情缘。(二)、倾慕才德，心向往之，狐女见到富于个人魅力的书生，对其杰出的文才或德行大加青睐，主动交好。(三)、报恩，狐女对男子先前所施之恩，均没齿难忘地极力回报，在报恩的过程中，爱情也同时在滋生。二、行侠助人的义狐，她们有情有义、义无反顾地帮助男子，带给他们极大的利益和幸福，满足他们的各种人生梦想，狐女们这种无怨无悔的付出不是出于义务或私心，而是其发乎真情与天性的情义之举，因此名之为“义狐”。三、修真炼丹的天狐，多为炼丹修仙内容。四、才华横溢的文狐，处处表现出聪明才智。五、狡诈祟人的妖狐，是“采补者流”和“作祟者流”的狐女同男子发生的婚恋故事。当然，蒲松龄笔下的妖狐不少能够改过自新，对自己造成的危害进行弥补。狐女的形象虽千姿百态，但还是有共性的，表现为：一、美貌，狐女多是正值妙龄的美丽女子，她们多被塑造为及笄少女，不仅正当韶龄，而且姿容秀美，明艳绝伦，常常得到男子的帮助或追求。二、娇媚，她们大都是千娇百媚的，具有让男人为之倾倒的魅力。三、善于变幻，狐女具有变化莫测的能力，往往令人真假难辨。四、聪慧，聪明睿智，胆识过人，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务与矛盾方面，表现得游刃有余。五、大胆天真。表现在爱情方面，她们是无所顾忌、敢做敢为的，她们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为爱情献身。除

4. 为什么《聊斋志异》中出彩的形象大多是女性？

大家说这是蒲松龄写给男性读者看的，所以写的女人各有各的美艳，突出的是女性玩偶功能，夸大女性取悦男性的存在价值，属于精准“讨好”自己和读者群体。
要是按照这套理论，我反倒觉得大部分从男性凝视笔下走出来的女性，没几个真出彩的，一点都不好看。但《聊斋》属实不是这类的。
话又说回来，就算《聊斋》里的女子真是文人做的白日梦，那这梦肯定也算不上什么温柔乡。因为这些女子不同于蒲松龄笔下男性最大的一点，也是让她们变得出彩的一点是，“敢”。
她们可太敢了。
比如在《侠女》篇里面，男主顾生虽然有才，但是家里十分贫穷，又不忍心离开老母亲远行，只能天天在家卖画为生。有天，他碰到了个女孩叫侠女，她家里呢也只有一个聋了的老母亲，比自己家还穷，养家糊口也全靠这个女孩子。
顾母知道后，心思一动，说要不咱两家一起过吧？
而侠女是怎么表现呢？
她先是看见陌生男子不害羞、不回避，“意凛如也”，态度十分冷峻。而当顾母劝说嫁到我们家时，侠女“默然，意疏不乐”，在父母命、媒妁言的时代称得上相当有主见了，身体力行告诉你，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如果只到这，故事还没那么惊奇，接着笔锋一转，原来侠女是背负着杀父之仇的，所以她孤身带着母亲隐姓埋名，卧薪尝胆。等侠女母亲一去世，她了无牵挂，立刻千里寻迹，手刃仇敌。
这个行为本身就够酷了，结果大仇得报，她又感念顾生家的恩德，决定为顾家生个孩子延续香火。孩子生下来，她“功成身退”，飘然而去，不知所往。
在那个时代，生育是女性一个人的事，其中不仅包括“生”，更重要的还有“育”。而侠女竟然惊世骇俗地说出，“能为君生之，不能为君育之”。 对她来说，“生育”不是男性对女性压迫产生的结果，而是自己在对顾生心存爱慕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对顾生报恩的行为。
我小时候看不懂这故事，大了之后再看只能惊呼，牛啊姐姐，这是什么自由意志的完胜啊。
《鲁公女》篇其实对这些女子的行为说得很明白：“生有拘束，死无拘束”。
聊斋里的女性大部分是鬼啊妖啊仙啊的，尽管确实是因为她们已经死过了，所以看起来不受拘束，行为开放大胆，全凭自己喜好，但我们在她们身上看到的还是人性的部分，是一个个飞蛾扑火，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人。
这要是不出彩还有什么故事人物能出彩？
那些所谓“聊斋里的女性看似自由，其实她们的存在是为了突出男性的存在，因为她们补偿了男性的尊严和失落”一类的论调一看就是没看完全部的《聊斋》。
《聊斋》里确实有好多比如，落魄书生幸得美艳女妖相助，考取功名，家业兴旺之类的故事。但这种故事实则全是女性相对聪明、强势能干，男性要么软弱，要么颓唐，形象都不怎么正面。这无形中就把“拯救者”的角色安置在了女性身上，对比同时期大部分故事都还是“才子佳人”那一套，女性永远等待着被救赎，好多了。
不过蒲松龄也写了一些正面的男性角色，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席方平》篇。故事里的席方平在父亲冤死之后，灵魂飘到阴间为父伸冤，在地府中遭到鬼差与阎王的欺凌拷打，受尽折磨，仍不改初心。终于他的孝心被二郎神赞识，席父起死回生，席家也最终富裕起来。
可是这故事看得我极其不爽，席方平在阴间地府大骂不公，各种影射现实，我以为他要开始反叛崛起了，毕竟都这么惨了，承受这么多酷刑了，可以觉醒喊出“敢教日月换新天”了。结果我等到最后发现还是等二郎神出现给他做主，二郎神审案用的还是阴间地府那套程序，这算哪门子的变好，该不公的依然不公，只不过是你自己得到了庇护，这时代的不公落到了别人头上。
后来我想明白了，蒲松龄笔下男性的反叛和女性的反叛根本不是一回事。即便是宁采臣这样慷慨、品行端正的男子，最后还是逃不开封建礼教那一套，再喜欢聂小倩也要纳妾，还得生儿子。可聊斋里数不清的女鬼女妖，她们的离经叛道全是对社会本质上“男尊女卑”“贞洁烈女”“存天理灭人欲”的驳斥，做的是“反叛制度” 的事，说的是“吾所选，愿赌服输”的话。
我在聊斋里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故事，《缢鬼》。
《缢鬼》都不能算一个故事，讲范生住旅馆，点着蜡烛看见一个少妇从内屋出来梳妆打扮，他一边困惑一边推测这女人要做什么，等少妇梳妆好，掏出一根绳子，从容赴死，自缢了。
没头没尾的故事，范生跟这个少妇根本没有关系，他在故事里只是一个观察者。
但就是这个视角让这个故事在聊斋变得独特起来。这个少妇是谁？据店主后来跟范生回忆他儿媳曾经就自缢在那个房间。那如果是她，为什么要死呢？又为什么梳妆打扮得像要去约会一样赴死呢？
蒲松龄全部篇幅都用来描述这个女人梳妆的过程了，简直像电影里的慢镜头特写，烛光摇曳着，先打开箧奁，再怎样髻，怎样簪，怎样掩衣襟。
在蒲松龄其他的故事里，鬼是可以和人对话的，但这个少妇鬼没有，她和范生毫无交流，只自顾自做事，换句话说，她没有“被看见”的欲望，她不在乎，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也不想上纲上线说这是蒲松龄具有了某种存在主义的现代意识，只是这个设定太让我觉得有趣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女子拥有这么从容的赴死心态呢？在怜惜她之外，还多了那么一丝敬叹。
我曾经看到一个对这些聊斋女子无比感性的评价，“美丽且缥缈”。

5.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里有近五百篇的故事，塑造了不下百人的人物形象，这在古典小说中是较为罕见的。
  在这一人物画廊中，又以女性形象占大多数。
  由她们引发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也是聊斋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
  这些女性形象，她们“虽为花妖狐媚，但多具人情”。
   
  在作者的笔下，她们几乎个个美得令人眩目。
  除了外表美，最可贵的是她们有着美丽的心灵，她们或温柔或聪慧，或天真或无邪，或行侠仗义。
  在《聊斋志异》描写女性的篇章中，既体现了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美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才能，这些人物形象丰富了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一、爱情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
  同时，“女性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往往集中在爱情婚姻上，女性就其心理特征来说，整个心灵几乎就是一个情感世界。
  ”[1]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出污泥而不染，誓死捍卫爱情的鸦头和细候
  《鸦头》中的鸦头是个误入风尘的女子，她敢于抗争不屈服，坚决地维护她和王文的爱情婚姻；《细候》中的细候始终不甘屈从于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决心跳出火坑，矢志跟从穷书生满生，在显现中富贾某的圈套后，愤然“杀抱中儿（细候与富贾某所生子），携所有亡归满。
  ”[2]
  （二）执著追求美的狐女阿绣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阿绣》阿绣可以说是个真诚的、执著的美的追求者，是外貌美和心灵美的完美结合者。
  她幻化为刘子固念念不忘的阿绣与其欢会主要是艳羡阿绣的美，希望和她媲美。
  最终又帮助刘子固和阿绣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而《乔女》中的乔女却是个外貌丑而心灵美的女性形象。
  她形体丑陋但心灵善良，老而贫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
  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 [2]孟生“益贤之，向慕犹殷，” [2]，她终未相许。
  然而，当孟生暴卒后，她却前往哭吊，当在孟家遭到侵凌时，挺身而出，为之护理家业，抚育幼子，“实际上作了孟生没有名分的‘未亡人’。
  ”[3]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文学作品中“来无影，去无踪”的渲染给侠者批上了神秘的外衣。
  《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
  主要是为报父仇。
  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
  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四）泼悍妒忌的女性
  “在西方的故事里，爱情是自私的，一个女人宁肯叫她的情人被狮子吃掉，也不会让他投入情敌的怀抱。
  ”[4]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娥眉曾有有妒”之类的词句。
  总而言之，女子善妒，社会使然。
  同样，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作品描写了悍妇妒妻，比较突出的有《江城》、《珊瑚》、《大男》、《马介甫》、《吕无病》等。
  《江城》中的江城，不讲孝道，不讲人情，甚至有虐待狂倾向，把公婆威严彻底打掉；《珊瑚》中的二儿媳藏姑“役母若婢”，即使婆婆卧病在床也置之不理；《吕无病》中的尹氏虐待佳人，逼得公爹做了道士，妾不仅不敢跟丈夫说话，还在怀孕后被打得“崩注堕胎”，害得弟死，弟妇再嫁，侄儿几乎丧命等等。
  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是多疑善妒，彪悍无比，以虐待他人为乐，尹氏、江城、王氏等爱莫能助。
  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她们虐待的对象大都是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婢妾及其子嗣和其他家庭成员等，她们面目狰狞，性格扭曲，行为可耻，体现了女性恶的一面。
  这类人物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和婚姻结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
  在婚姻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则被要求从一而终，做节烈妇，“夫为妻纲”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丈夫对妻妾的绝对统治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然而封建制度没有为她们指出反抗的道路，导致了她们反抗的变态，正当的反抗成了令人生厌的泼悍乖戾。
  ”[4]
  二、社会背景下的聊斋女性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还成为商品经济中的弄潮儿。
  （一）复仇女神形象
  社会黑暗，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
  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
  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
  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她们作为复仇者的形象正如秋瑾《满江红》词中所说“身不得，男儿列，身却比，男儿烈。
  ”[5]
  （二）足愧须眉的聊斋女性
  《小翠》中的小翠聪明美丽，活泼好动，为“报恩”主动入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嬉闹之间把公爹的政坛对手打败，让公爹渡过了难关。
  她报恩报得八面威风，玩政敌于股掌之上。
  自私、怯弱、愚蠢的达官贵人在小翠面前显得一无是处。
  （三）才女颜氏
  《颜氏》中的颜氏，是名士之女，她在丈夫屡试不中的情况下，女扮男装，从容赴试，屡试屡中，连任官职。
  颜氏把封建重压下妇女被压制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有文才，可以在文章制艺上超过男子；有制国才干，吏制超出男子。
  她以其聪明才智为女子扬眉吐气，可以说与花木兰替父从军一脉相乘。
  （四）近代女性经营者的形象：黄英和小二
  《黄英》中的黄英是菊花精，她精于种菊，卖菊，以此致富。
  她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6]以这种方式致富是“聊为我家彭泽解潮。
  ”[7]她与以市井牟利为耻的士子马子才婚前婚后的分歧，马子才总是处在尴尬位置。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的鼻息生活，黄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丈夫。
  马子才非但不以她为荣，反而觉得伤害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
  同时在传统重弄轻商的思想意识下，在传统士子眼里，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才是清高。
  但她最终使马子才认输，认同了她的行为。
  《小二》写“绝美慧”的女子赵小二，因跟父母一起参加过白莲教，受人迫害，不得不去山东益都西部的一个偏僻地方立脚，通过开厂致富，同时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跟丈夫下棋、喝茶、看历史文学书，享受生活。
  《黄英》、《小二》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
  三、鬼狐花妖类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
  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
  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如公孙九娘是“笑弯秋月，羞晕朝霞”。
  聂小倩是“肌肤流露，足翘细笋，娇艳尤绝。”
  如《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
  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
  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
  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
  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8]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
  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综上所述，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
  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
  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
  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主要是花妖鬼狐)不仅“多具人情”，而且多半有比人更美的品性。
  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6. 聊斋志异中孤女的形象分析

　　论《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分析

　　德保初中 黄一鸣


　　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巅峰之作，它思想复杂深邃，艺术魅力四射，后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翻开这部书，好像进入了一座琳琅满目的艺术之宫：扑朔迷离、跌宕幽曲的故事情节，五彩缤纷、奇特真实的生活画面，奇幻生动、旖旎新颖的艺术境界，令人流连忘返。在一些优秀篇章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典型性，而且生动个性化。特别是蒲松龄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创造的许多幻化为狐妖鬼魅的艺术形象，更是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色彩。本文拟就《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试加以分析。

　　在《聊斋志异》的近五百篇作品中，写狐或牵连到狐的，就占了差不多六分之一。单从题目上标明写狐的就有《丑狐》、《毛狐》、《狐妾》、《汾州狐》、《捉鬼射狐》等一大批作品，而题目上没有标明写狐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其中《青凤》、《莲香》、《婴宁》、《娇娜》、《红玉》、《鸦头》、《小翠》、《辛十四娘》等均是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

　　一、外表美丽，心地善良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写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 写小翠则是以王太常之口赞为“嫣照展笑,真仙品也”。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荷粉香露，嫣然而笑，媚丽欲绝。”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鸦头：“秋波频传，眉目含情，仪容娴婉，实神仙也。”长亭：“丽若仙人。” 黄小妹：“娥眉秀曼，诚仙人也”；就连无名姓的狐女们都是“翠风明铛，容华绝世”、“态度娴婉，旷世无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她们或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坊间妓女的风流曼妙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使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兼内心纯洁、善良机智。

　　《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莲香》中的狐女是个贤妻的典型。桑生由于迷恋鬼魅，身体日渐衰弱，以至于气息全绝，是莲香不畏路途遥远，为之采摘草药，救桑生之命于倒悬。在《婴宁》中，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小翠》则写的是一个狐精报恩的故事。小翠为报恩而主动委身痴呆王元丰，不仅屡次救王家于灾厄，还治好了元丰痴病。在《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彼此以诚相待,互相在患难中鼎力救助,从而战胜了人生旅途中一个又一个难关。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情的美的力量。

　　二、性情率真

　　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更是如此。三娘寄居在鬼女巧娘坟墓中；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

　　这种率真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和对爱情的坚贞。

　　《莲香》中，“倾国之姝”的莲香在一个晚上敲开了书生的门，书生“启门延入”，惊艳之下结为情好，后书生为鬼李所伤，是莲香十日夜相傍榻旁，为其疗伤。书生不纳莲香忠言，及至羸卧空斋，又是莲香施仙术为其治愈使其“精神焕发”。

　　《红玉》中红玉与冯生初次相会，“自墙上相窥”，“近之,微笑”，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和主动，“招以手,不来亦不去”，似乎显得有些羞涩，最终是“梯而过，遂共寝处”。红玉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主动找穷书生，与定永好。红玉的爱情还带有侠气。她后来救冯生于牢狱，并为冯生抚孤重振家业，实为冯家功臣，而她自己也实现初愿，与冯生永结欢好。红玉可谓有情有义之狐女。王渔洋把红玉比作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誉为“巾帼英雄”。

　　《鸦头》中狐妓鸦头更多的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性。鸦头原是一个待“缠头”的雏妓。山东诸生王生得朋友相助，倾囊以博一宵之欢。深有心计的鸦头，见王生诚笃可托，便与他深夜私逃，到异地卖了脚驴，沽酒为生。可是好景不长，鸦头为老鸨“揪发提去”，仍逼为娼。她矢志不从，生一子也被弃之曲巷。几年后王生过育婴堂，因此儿酷肖自己，爱而赎之，天使父子团圆。而鸦头却每月在横施暴掠中生活，而她“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誓死捍卫自己的爱情，在18年后为夫、子救出，脱离苦海，全家团圆，终于赢得爱情的胜利。这是蒲松龄从滚滚红尘中提炼出的一贞狐的形象。

　　《青梅》中的青梅慧眼识贤，一眼看中贫士张生的纯孝笃学。她先劝王家小姐阿喜嫁之，事不谐后她上门自托，表现出莫大的勇气和主动性。在阿喜的帮助下，青梅和王生结为夫妇，入门后，她孝顺公婆，勤俭持家，佐夫功读，终使张生取得功名富贵，俨然一个贤内助。后来，她又促使落难的阿喜成为张生的正妻，而自己却宁肯“执婢妾礼”，以侧室自处。蒲松龄称赞青梅“能识英雄于尘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

　　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多数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

　　再有，蒲松龄笔下的狐女敢爱也敢恨，她们爱起人来热情似火，同样恨起来时，也不择手段，这也是狐性在狐女身上的一种体现。当发现自己所爱的人不值得去爱时，她们会义无返顾地严惩或捉弄辜负自己的负心人。在《丑狐》中的狐女以金钱引诱男子，而男子嫌弃他，她取走自己的全部财物转投他人；《武孝廉》中，狐女不仅取走自己的财物，同时取回自己的丹丸，使虚伪的孝廉命丧黄泉，这些负心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三、言谈机警聪慧

　　《狐谐》中的狐娘子，口齿伶俐，才华横溢，诙谐有趣孙得言、陈所见、陈所闻等一辈轻薄书生偏偏要与之较量结果被狐女屡次揶揄，弄得狼狈不堪。如说红毛国王听说“中国马生骡，骡生驹驹”，乃细问其状，使臣答曰：“马生骡是臣所见，骡生驹驹，乃臣所闻。”巧妙地骂了陈所见、陈所闻二人。孙得言出对子戏弄万福（狐女的丈夫），曰：“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狐对曰：“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孙得言反遭嘲骂。狐女对孙得言等开的玩笑显示了高超的见识和从容的风度。

　　温柔勤俭而又洒脱机智的辛十四娘是狐，她有狐的聪慧机智，但表现为很正派、懂事，善于处理事情，帮助丈夫。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冯生告悔，辛十四娘便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 辛十四娘劝导冯生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可谓圣贤名言。

　　《狐联》篇中也刻画了两位聪明、机智的狐女。“女知不可动，乃云：‘君名下士，妾有一联，请为属对。能对我自去：戊戍同体，腹中止欠一点。’焦凝思而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之对可矣：已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一笑而去。”这里要说明的是，“已巳连踪”的“巳”字是指过去手写的笔法，即末笔不挑上去。因为这样，才说“足下何不双挑”，表面说二字的脚下为什么不都挑上去呢？暗喻足下（指焦）何不同时挑逗一下我们两个？说完“足下何不双挑”则“一笑而去”。现实中哪有如此聪明，多智，爽利而开放的女子？对于这种既无才能品行，又喜欢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狐女们给予了轻视和嘲笑。

　　有的狐女颇有见地，言辞精深，思想独到。

　　封三娘就是一位独具慧眼，颇有见地的狐女。她私下底告诫待字闺中的范十一娘：“以才色门第论，何患无贵介婿，然纨绔儿敖不足数，如欲得佳偶，请无以贫富论。”当范十一娘对贫寒孟生不以为可时，封曰：“娘子何堕世情哉！此人苟长贫贱者，予当抉眸子，不复相天下士矣。”后孟生果真官至翰林。可见，在狐女看来，婚姻是不以贫富和等级论的，而是要“郎才女貌，两情相悦。”

　　在《小翠》篇中，更是清楚表达了狐类社会的婚姻观。狐母领狐女小翠到王太常家“自请为妇”，王家“欲议聘金”。狐母说：“彼意适，我愿慰矣。岂卖菜也而索值乎！”狐类认为婚姻是纯洁的爱情关系，不需要“问名”，更不必“纳采”，否则，只会玷污纯洁的情感。如此开放的婚姻观念，可以和21世纪的婚姻思想相媲美。

　　四、品格高贵

　　狐女是未经俗世沾染的精灵，所以在她们身上体现出高贵的品格美。这种品格的美表现在多个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待情感的无私与豁达情怀上。狐女主动来到人间与男子结合，但是在相处过程中，狐女均表现出了重情重意的品格。小翠为报恩而嫁给痴儿，治好其疾病，临走还不忘给他找一个与自己相貌接近的人；舜华不因自己的私心而留住张鸿渐，反而赞赏他对待妻子的情意，帮助他与妻子团聚；阿绣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辛十四娘虽不满冯生的轻薄而离去，但依然费尽心思帮他逃脱危难，同时还长期给冯生夫妻存钱，解决了他们后来生活的窘境；娇娜对孔生的两次贴身相救更是感人至深。蒲松龄对这些狐女的无私举动是赞叹不已的。他在《小翠》中借异史氏之口来称赞她们：“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月缺重荣，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在《红玉》中说：“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同时这些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们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颠当、舜华等均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

　　狐女中不乏知恩图报的行为。狐女小翠，为替母报恩，不惜下嫁痴少年王元丰，她体贴丈夫、孝敬公婆、照顾家庭、忍辱负重，并治愈了元丰的痴傻症；娇娜用自炼的金丹救活孔生以报答其救命之恩；狐祖母报王家前世之恩，资助王成立家致富；狐小梅“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恩所报”的行为令人感动不已。知恩图报的行为体现了狐类仁厚、朴实的品质。

　　狐女还有助人为乐、惩恶扬善的侠义心肠。封三娘与范十一娘相悦结成好友，便一心一意为其操办了一门好姻缘；美狐女同情误食毒酒而死的秦生，使他死而复；华姑得知傅廉性无能的隐情后，立即为他诊断治疗，使他极快地恢复了性功能，又暗中使三娘和巧娘先后与他交欢，让他获得人生愉快。《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红玉》篇中，狐女红玉变为虬髯丈夫，除掉了作恶多端的地方恶霸宋乡绅，又以大刀示警教训那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的县官，使无辜受罪的冯生得以释放，父子团圆。

　　《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虽然也有沿用狐女为蛊惑这种传统题材，狐类社会也不乏蛊蠹魅惑、作祟殃人的狐女。但《聊斋志异》中表现此类狐事的作品不多见，而且其意并不在于表现狐女的妖异幻化，可怖可憎，而是另有寄托。

　　五、神通能干

　　狐女多能干且兼具神通，可与丈夫共同撑起一个家来。《鸦头》中，狐女鸦头与王生私奔，但王生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他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

　　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小翠》中的小翠能预知钟氏之姻，先化其貌。《狐妾》中的狐妾在预知刘洞九的死期后离开，《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在冯生死前再见他与他诀别，而小梅预知了主人家的祸事，先行带孩子离开，保全其血脉。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红玉在冯生遭祸事后，突然出现，并抚养了他的孩子；小翠为元丰将妻子调弄成她的模样，颠当帮助宗子美找到嫦娥；娇娜为孔生治病。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

　　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之所在。

　　《聊斋志异》中众多狐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她们大多个性鲜明，人情味十足，给人以特殊的美感。这与此前和同时代有关作品中那些淫欲魅人的狐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蒲松龄何以如此热衷于描画狐女？在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的诸多因素中，到底有哪些对蒲松龄刻画狐女形象具有一定的影响？经过对此的研究探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一、传统狐仙题材的启示

　　纵观中国文学史，狐狸题材的作品由来已久。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载着：“青邱之国，有狐九尾，德至乃来。”九尾狐啼声如婴，天生具有幻化能力：当它头戴骷髅，对月拜足七七四十九拜，就会立地变成人形。人们往往受其蛊惑，神魂颠倒而不自知。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也曾写下九尾白狐造于大禹而取涂山女的传说。这些都是后代小说中狐狸精变人的雏形。早期的狐狸精故事，大多脱胎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玄中记》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好与天通，为天狐。”《搜神记·陈羡》曰：“狐者，古之淫妇也。”虽然笔法简练，形象描写不足，但其中所述，已与明清小说中的狐狸精相去不远。并且其中隐约可见，狐狸精多是以女性形象出现，或美丽动人，或妖媚蛊惑。到了唐宋时期,传统文化中的对狐的否定或贬低有所减弱,人们对狐的否定态度的也在动摇。《太平广记》中的狐故事大部分都超越了狐妖媚人的说法,狐精逐渐向人性发展。狐形象的演变给了蒲松龄以很大启示，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各异、五彩缤纷的狐女形象。吴组缃先生在一次讲学时说：“清初蒲松龄，他写了《聊斋志异》。他成功的首先一条是取的‘志’的路，就是搜集民间的神话传说。因为民间的神话传说里面有广阔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时代社会的血肉、老百姓生活的血肉都结晶在神话传说里面。……把这些东西收集来了以后，他再加工创作。”[④]

　　二、作者理想和情感的寄托

　　从其生平看，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想成了泡影，他被无情地抛到了主流社会之外，生活的困顿、不第的苦闷使他一生郁郁不得志，这使他的精神处在严重的困顿之中。蒲松龄又缺乏其他的谋生手段，为了生计，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做私塾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可谓潦倒一生。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的分离，使他享受不到家庭生活的欢乐。现实的遭遇，让他的梦想破灭了，然而作者却把更殷切的梦想寄托在自己的作品中。正像弗洛伊德所说：“梦是愿望的达成”。在这个美妙的梦境中，他成了那一个个贫寒不遇的书生，却得到了狐女们的垂青，拥有了种种惊喜和艳遇。这些狐女不但貌若天仙，美仑美奂，又有着迥绝世俗的清纯性情和聪颖机灵的智慧。她们大胆热情，在书生抑郁苦闷之时逾墙而进，叩斋而至，投怀送抱，自荐枕席。她们不计较书生的穷困低微，而是对他们格外尊重、赏识、仰慕，并能冲破凡世女子的一切闺范和男女交往的礼节大防，给予书生极大的精神抚慰，让书生们的心身都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实际上，这正是蒲松龄的理想与情感的寄托，在他构造的以狐女为具体形象的幻化世界里，狐女已不再是一种具体的物，而是具有着其独特的特征，成为了蒲松龄摆脱现实困境，调适他被压抑的自我和扭曲的自由，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找自我价值，以达到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在虚幻世界中可以实现的精神满足。

　　袁行霈先生1999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中，袁世硕先生执笔有关《聊斋》章节，曾了这样的论断：“《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也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幻影……幻想是对现实的超越，非人的狐鬼花妖形象可以不受人间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男女大防’的约束。蒲松龄借着这种自由，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苑的拘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在这里面，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对照，其中还蕴含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了精神的和谐。”这样的论断无疑较客观公允的。[⑤]

　　三、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影射和批判

　　钱锺书先生说，蒲松龄的创作是“写忧而造艺”。[⑥]这忧是个人之忧，更是时代之忧。他写的狐女故事对生活的反映涉及到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并借写狐惩戒人。

　　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朝代交替，政权更迭，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密布文网、制造文祸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又用恢复科举笼络仕子之心。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坐馆教书。这种不得志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最下层，对黑暗的社会的现实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不满。为了宣泄内心的“孤愤”、消解淤积的“磊块愁”，同时又能避开酷烈森严的文网，于是狐女形象便走上了现实人生的舞台。这些形象固然可以看成是面对严酷现实无可奈何的“寄托”，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些非现实的形象，打破了时空、人神、生死的界限，让作品在反映现实上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如此才使蒲松龄能够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超现实的形式书写真正的现实，说出现实中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于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各级官吏的徇私枉法、恶霸豪绅的飞扬跋扈以及平民百姓的悲惨境遇。《红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宋御史见冯相如之妻卫氏貌美便起霸占之心先以重赂派人暗示，不能得手竟大打出手，强夺卫氏，冯翁被殴后气急而亡，卫氏亦不屈而死。冯生“大哭，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无奈，狐女红玉在官绅勾结、法不庇民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诛杀了宋御史五口。官府却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把冯相如收监，抛儿荒野。侠客无奈把短刀扎在县令度床头，县令才不得已释放冯相如。蒲松龄以艺术的手法，一层层地揭开了封建政权的反动、腐败、虚伪和残酷，把它的狰狞面目大白于天下。

　　借写狐惩戒人，“劝善惩恶”是蒲松龄明确的创作意图。《丑狐》中，穆生本厌狐丑，却见元宝心动，从此谐好。随后穆生又见“女赂遗渐少”，便背德负心。蒲自己在评论此文时说“邪物之来，杀之亦壮；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负也。”他通过对丑狐与穆生的爱情故事来惩戒人，贪心之人必然没有好的下场。在《董生》中，蒲松龄写了董生与王生因好色，而被狐狸精勾引而受害的故事。他把狐一分为二，有善者，有恶者。此篇用恶狐告诫人，“见色而动，死当其罪”。

　　总之，蒲松龄以火一般的激情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他写她们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小人物。他以狐写人，赋予她们以灵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用超凡的手段去帮助别人达到目的。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蒲松龄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她们大都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体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歌颂和追求。大概蒲松龄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的书，以及他书中众多脱俗美貌的狐女居然还打动着世人，并让世人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去研究它、解读它。他塑造的这些狐女的丰满而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将永远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7. 简述《聊斋志异》之女性形象的艺术价值以及现实意义

聊斋中的女子大多是有情有义，或是痴情的女子。为一个情字，不惜所有，像辛十四娘。试想，一个在封建社会的女子能做到这些，怎不叫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汗颜呢。聊斋的女子，虽是鬼魅妖物却有一颗人的心。正应了老舍先生的评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那些被压迫的女子，在封建社会里没有地位的女子，都是聊斋女子的原型。蒲松龄将这些女子“妖”话，也是为那些女子感叹。借妖来表现女子的情义与心境。而这些在那个封建的时代是为常人所看不到的，也是被人所忽视的。当然，蒲松龄也并不完全是替当时的女性喊冤，因为，在聊斋里，那些高人一等的女子，不是出身青楼就是狐妖，在这一层面上，他贬低了女性的地位。同时也反映在那个时代里的女子备受压迫的现实

8. 聊斋志异中孤女的形象分析

浅说《聊斋志异》中的两位女性形象           【摘要】：清丽脱俗，善良纯真的狐女婴宁，在看似无心的憨笑中展现了她的狡猾可爱，也体现出了她对爱情的坚贞不屈。她的笑让人看到了她的天真无邪，不食人间烟火。另一狐女阿秀她三次与民女阿秀比美，每次都刻意求美，看似在乎外表美，实则向我们展示了她对美的坦荡追求和对爱情的成全之美！实在是让人肃然起敬！两狐女是蒲松龄笔下的典型代表，她们虽然非人，却向我们展示出了比人类更加善良、纯洁、勇敢的女性形象。这两女狐让我们体会到了深深的女性之美！【关键词】：女性  婴宁  阿秀  心灵美 《阿秀》、《婴宁》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下面我就以自己的观点来浅析阿秀、婴宁的女性形象。一、     婴宁的形象特点（一）清丽脱俗，善良纯真蒲松龄在《婴宁》中给我们展现的是美如仙人的狐女 “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她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内心纯洁、善良机智。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性情的美的力量。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她积极主动地对待爱情，并且坚贞对爱的精神实在值得敬佩！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婴宁和王生的对立关系中，以王生作衬托，着力塑造婴宁。王生未见婴宁，先闻其笑；既见婴宁，对其施以常规礼仪，先“揖之”，后问“妹子年几何矣”，“女复笑，不可仰视。”王生乘机 “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婴宁“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 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这一连串动作描写，流动自如，宛转传神，活化婴宁。及婴宁在树上见王生来，竟“狂笑欲堕”；王生扶婴宁下树，“阴捘其腕”，“女笑又作”；王生出示婴宁上元节所拂花，“以示相爱不忘也”，婴宁对曰： “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欲与婴宁夜共枕席，婴宁即以此语告知其母。以上作者刻意写婴宁之笑，其琅琅笑语如在耳际，其百无禁忌、俯仰大笑之态如在眼前。在婴宁的笑语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不拘礼俗、坦荡无私而又极其机智的少女形象。而这一形象和王生作对比写来，是很见作者的思想倾向性的。 婴宁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王子服会被敌人利用，而使自己面临被打回原形的危险，可是她并没有选择离开子服，而是安然地留在他的身边。当恶毒的敌人将婴宁困在妖火中，她并没有恨子服，只是流下了失望的泪水……在她身上，我看到的不是现代男女间放纵而自私的爱情，而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为了所爱的人而愿意付出自己一切的爱，一种可以原谅对方不可以也不该原谅错误的爱，超越名利，超越生死，超越这尘世的一切！
   “善恶终有报”，狠毒的敌人最终被打为畜生，永坠轮回之道，而婴宁也在雷神的帮助下得以脱身。翻然省悟的子服恨死了自己，作为世人，肯定也恨死了他。可是，婴宁没有，正如自己说过的，她对子服的爱——矢志不渝！婴宁和子服终于找到了人世间最美丽而忠贞的爱情，虽然他们面对的即将是天各一方，可是心已相连，距离就永远不会遥远！（二）伶牙俐齿，狡猾可爱婴宁是蒲松龄理想中的人物，但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她“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鲁迅评《聊斋》语）④，是当时生活的反映。生活中的活人，艺术反映中真实的艺术典型，即使在现代，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存在；正相反，《红楼梦》胭脂评说得好：“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婴宁的形象，蒲松龄自指有两特点，一是“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二是“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既天真又狡猾，是蒲松龄对婴宁的认识、对婴宁的设计。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也正是婴宁的真处和美处。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嫁入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故事的转折点是婴宁的恶作剧。恶作剧的描写表现了婴宁 “笑里藏刀”的一面，揭示了婴宁性格的复杂性。她看似随和，其实极有主见；看似“全无心肝”，其实极有城府；看似放荡不羁，其实极为贞静。但是由恶作剧引起了官司，婴宁慑于封建礼法，出于家庭名誉的考虑，“由是竟不复笑”。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它显示了婴宁对社会礼法的认同，而其后婴宁安葬其母的要求更表现了她对社会伦理的认同，或者说伦理观念在她身上的苏醒。至此，婴宁由一个自然形态的人变成社会形态的人，独特性向普遍性转化，神奇归于平淡，浪漫无羁的婴宁已不复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封建礼法竟迫使了一个人天性的改变，它的震慑力量如此巨大，足见其残酷性。婴宁尚且如此，其他人在这张无形的网面前又是怎样的噤若寒蝉就更可想而知了。最后需要分析一下作者对婴宁转化的态度。作者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他认为婴宁是“隐宁笑者”，即说笑是她的伪装，她的本质是合于社会规范的贤妻良母；另一方面，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看到的却是婴宁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除了自己合于这一规范，别无选择。一方面，作者又大书特书婴宁之笑，对婴宁的不复往日有好梦难再的失落感，对婴宁的音容笑貌怀念不已——这种感情从文末一句“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尤其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理想和现实之间以及作者思想内部的深刻矛盾。（三）婴宁的憨态可掬婴宁之美，全在于纯朴无饰，从内而外散发着原始与青春的活力，最接近人天真的本性。先前近乎憨，似乎不懂儿女之情，却在戏弄王子服的同时尽现佳人情态。王子服拿出上元节拾到的婴宁丢下的花，业已枯萎。婴宁说：“枯了，为何还着留着？”王说：“是妹妹你丢下的，所以留着。”婴宁又说：‘留着有什么意思？”王说:”表示相爱不忘。”婴宁说:“都是亲戚这有什么呢？等你回去时，叫老奴才捆一捆给你带上。”王说:“妹子怎么就不懂呢？”婴宁说:“我怎么不懂了？”王“说:我并不是爱花，是爱拈花之人嘛。”婴宁说:“我们本来是远亲，说什么爱与不爱的？”“王说:我不是说亲戚间的那种爱，是夫妻之间的爱。”婴宁问“:这有什么不同吗？”王说:“夜间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婴宁说:我“不习惯和生人睡觉。”这番对话，真的笑死人。婴宁虽憨，却更显得王子服急于表白的笨拙来，情趣盎然。从表面看，婴宁似呆痴，实则以“憨”为“慧”之隐身衣，装作不懂王生的痴情话，正是为了让其将爱意表达得更加热烈。她的真性情在文中处处流露，敢作敢为，以退为进，通过痴迷花草将其热爱生活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婴宁离开了自己的小天地，随王生来到了所谓“姨家”，仍不改其笑；这段描写有重要意义。婴宁到王生家前，过的是一种远离人世的生活，她的笑无所顾忌，尚情有可原。到王生家后，她所接触到的已经是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她需要拜见亲属，需要和邻里相处，需要“行新妇礼”……但她只是觉得好笑，以致新妇礼因“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婴宁这时候的笑，虽不乏其好奇、天真的成份，但在我们眼里，它恐怕更多地是对约定俗成的礼仪的另一种态度，甚或是一种嘲弄，一种“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对“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⑤二、     阿秀的女性形象特点（一）浓浓的爱美之心《阿秀》一篇，描写了两个女人：狐狸精阿秀、美丽的少女叫阿秀。一个书生爱上少女阿秀，一个狐仙幻化成阿秀和书生结合，书生知道阿秀是冒牌的就要驱逐她。狐女阿秀说她不是为了占有书生，而是为了和人间的阿秀媲美。文中没有大写特写狐女的美貌，通过三次比美，来烘托出狐女爱美之心。狐仙与阿秀的比美共有三次直接的较量：第一次是狐仙以假代真，变成阿秀并赢得刘子固的喜爱；第二次是狐仙从兵荒马乱中救起刘子固，并化做阿秀以惑之，但她“索镜自照，赧然趋出”；第三次是她借刘子固醉酒眼昏之际，再次化成阿秀迷惑子固。用一生的时间去争妍斗艳，其爱美之心可见一斑。（二）深深的心灵之美狐女阿秀并不是为了和少女阿秀两女共一夫，而是狐女阿秀和人间的阿秀前世是姐妹，都去模仿西王母，人间的阿秀修炼得更好，狐女阿秀修炼得没有她好，狐女继续修炼自己的美丽，要把自己的美丽修炼得和民间的阿秀可以媲美，这是修炼形体美修炼人格美的故事，当狐女阿秀受到冷落的时候，并不利用自己狐仙的力量去占有，而是利用狐仙的力量促成和民间阿秀的复合，自己继续和民间的阿秀媲美，这是非常优美的狐狸精的故事，也是讴歌真善美的故事。1．坦坦荡荡 ，谦虚承认之美孤女阿秀为什么要化生民间阿秀呢？在篇尾狐女自己道明了原委 ：“阿秀，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时，与余从母至天宫，见西母，心窃爱慕，归而刻意效之。妹较我慧，一月神似，我学三月而后成，然终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谓过之，不意犹昔耳。”2．伟大无私的成全之美阿秀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这等胸襟实在让人称叹！《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女性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注释注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注②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③转引自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袁益梅.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④陈炳熙.论聊斋志异中的狐情.聊斋志异研究.2003年.第21页注⑤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000年. 第32页参考文献[1]蒲松龄.聊斋志异.长征出版社，1999，7[2] 施耐庵.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5[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出版，2007，7[4]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