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经过无数次失败，最终成功的事例

1. 科学家经过无数次失败，最终成功的事例

2. 科学家经过无数次失败,最终成功的事例

诺贝尔研究炸药的故事：他要研究一种威力巨大又安全可靠的炸药实现人们移山填海的梦想,为此,他几十次险些死掉,为此,他的弟弟和助手甚至牺牲了,他的父亲也受伤了,邻居们赶他走,他也不在乎,最后他满脸是血,可他却不在乎,只知道自己终于成功了,高兴的边跑边喊

3. 科学家经过无数次失败，最终成功的事例

4. 举例几个伟大科学家的失败经历（至少三个)

 科学家的故事 
  每个科学家都有他失败的一面,现在,我就来看一看科学家的故事. 
  故事一: 
  波义耳——怀疑派化学家 
  波义耳1627年1月25日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贵族家庭。
   
  父亲是个伯爵，家庭富有。
  在十四个兄弟中他最小。
  童年时波义耳并不特别聪明，说话还有点口吃，不大喜欢热闹的游戏，但却十分好学，喜欢静静地读书思考。
  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639至1644年，曾游学欧洲。
  在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自然科学书籍，包括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名著《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这本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后来的名著《怀疑派化学家》就是模仿这本书写的。
  
  由于战乱、父亲去世、家道衰落，1644年他回国随姐姐居住在伦敦。
  在那里开始学医学和农业。
  学习中接触了很多化学知识和化学实验，很快成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化学实验家，同时也成为一位有创造能力的理论家。
  在这期间，他同许多学者一起组织一个科学学会，进行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主要讨论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和在实验室中遇到的问题。
  波义耳称这个组织为“无形大学”。
  这个学会就是著名的以促进自然科学发展为宗旨的“皇家学会”的前身。
  波义耳是该学会的重要成员。
  由于学会的分会设在牛津，波义耳于1654年迁居牛津，在牛津，他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并聘用了一些很有才华的学者作为助手，领导他们进行各种科学研究。
  他的许多科研成果是在这里取得的。
  那本划时代的名著《怀疑派化学家》是在这里完成的。
  这本书以对话的体裁，写四位哲学家在一起争论问题，他们分别为怀疑派化学家、逍遥派化学家、医药化学家和哲学家。
  逍遥派化学家代表亚里土多德的“四元素说”观点，医药化学家代表“三元素说”观点，哲学家在争论中保持中立。
  在这里，怀疑派化学家毫不畏惧地向历史上权威的各种传统学说提出挑战，以明快和有力的论述批驳了许多旧观念，提出新见解。
  该书曾广泛流传于欧洲大陆。
  
  波义耳十分重视实验研究。
  他认为只有实验和观察才是科学思维的基础。
  他总是通过严密的和科学的实验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在物理学方面，他对光的颜色、真空和空气的弹性等进行研究，总结了波义耳气体定律；在化学方面，他对酸、碱和指示剂的研究，对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的探讨，都颇有成效。
  他是第一位把各种天然植物的汁液用作指示剂的化学家。
  石蕊试液、石蕊试纸都是他发明的。
  他还是第一个为酸、碱下了明确定义的化学家，并把物质分为酸、碱、盐三类。
  他创造了很多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如利用铜盐溶液是蓝色的，加入氨水溶液变成深蓝色（铜离子与足量氨水形成铜氨络离子）来检验铜盐；利用盐酸和硝酸银溶液混合能产生白色沉淀来检验银盐和盐酸。
  波义耳的这些发明富有长久的生命力，以至我们今天还经常使用这些最古老的方法。
  波义耳还在物质成分和纯度的测定、物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实验。
  在1685年发表的《矿泉水的实验研究史的简单回顾》中描述了一套鉴定物质的方法，成为定性分析的先驱。
  
  1668年，由于姐夫去世，他又迁居伦敦和姐姐住在一起，并在家的后院建立实验室，继续进行他的实验工作。
  晚年波义耳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磷的研究上。
  1670年，波义耳因劳累而中风，之后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当无法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时，他致力于整理他多年从实践和推理中获得的知识。
  只要身体稍感轻快，就去实验室做他的实验或撰写论文，并以此为乐趣。
  1680年，他曾被推选为皇家学会的会长，但他谢绝接受这一荣誉。
  他虽出身贵族，但他一生醉心的却是在科学研究中工作和生活，他从未结婚，用毕生精力从事对自然科学的探索。
  1691年12月30日，这位曾为17世纪的化学科学奠定基础的科学家在伦敦逝世。
  恩格斯曾对他作出最崇高的评价：“波义耳把化学确定为科学。” 
  故事二: 
  普利斯特里——气体化学之父 
  普利斯特里1733年3月13日出生在英国利兹，从小家境困难，由亲戚抚养成人。
  175年进入神学院。
  毕业后大部分时间是做牧师，化学是他的业余爱好。
  他在化学、电学、自然哲学、神学等方面都有很多著作。
  他写了许多自以为得意的神学著作，然而使他名垂千古的却是他的科学著作。
  1764年他31岁时写成《电学史》。
  当时这是一部很有名的书，由于这部书的出版，1766年他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722年他39岁时，又写成了一部《光学史》。
  也是18世纪后期的一本名著。
  当时，他在利兹一方面担任牧师，一方面开始从事化学的研究工作。
  他对气体的研究是颇有成效的。
  他利用制得的氢气研究该气体对各种金属氧化物的作用。
  同年，普利斯特里还将木炭置于密闭的容器中燃烧，发现能使五分之一的空气变成碳酸气，用石灰水吸收后，剩下的气体不助燃也不助呼吸。
  由于他虔信燃素说，因此把这种剩下来的气体叫“被燃素饱和了的空气”。
  显然他用木炭燃烧和碱液吸收的方法除去空气中的氧和碳酸气，制得了氮气。
  此外，他发现了氧化氮（NO），并用于空气的分析上。
  还发现或研究了氯化氢、氨气、亚硫酸气体（二氧化碳）、氧化二氮、氧气等多种气体。
  1766年，他的《几种气体的实验和观察》三卷本书出版。
  该书详细叙述各种气体的制备或性质。
  由于他对气体研究的卓著成就，所以他被称为“气体化学之父”。
  
  在气体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氧的发现。
  1774年，普利斯特里把汞烟灰（氧化汞）放在玻璃皿中用聚光镜加热，发现它很快就分解出气体来。
  他原以为放出的是空气，于是利用集气法收集产生的气体，并进行研究，发现该气体使蜡烛燃烧更旺，呼吸它感到十分轻松舒畅。
  他制得了氧气，还用实验证明了氧气有助燃和助呼吸的性质。
  但由于他是个顽固的燃素说信徒，仍认为空气是单一的气体，所以他还把这种气体叫“脱燃素空气”，其性质与前面发现的“被燃素饱和的空气”（氮气）差别只在于燃素的含量不同，因而助燃能力不同。
  同年他到欧洲参观旅行，在巴黎与拉瓦锡交换好多化学方面的看法，并把用聚光镜使汞银灰分解的试验告诉拉瓦锡，使拉瓦锡得益匪浅。
  拉瓦锡正是重复了普利斯特里有关氧的试验，并与大量精确的实验材料联系起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揭示了燃烧和空气的真实联系。
  可是直到1783年，拉瓦锡的燃烧与氧化学说已普遍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时候，普利斯特里仍不接受拉瓦锡的解释，还坚持错误的燃素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反对拉瓦锡的见解。
  这是化学史上很有趣的事实。
  一位发现氧气的人，反而成为反对氧化学说的人。
  然而普利斯特里所发现的氧气，是后来化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各国化学家至今都还很尊敬普利斯特里。
  
  1791年，他由于同情法国大革命，作了好几次为大革命的宣传讲演，而受到一些人的迫害，家被抄，图书及实验设备都被付之一炬。
  他只身逃出，躲避在伦敦，但伦敦也难于久居。
  1794年他六十一岁时不得不移居美国。
  在美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1804年病故。
  英、美两国人民都十分尊敬他，在英国有他的全身塑像。
  在美国，他住过的房子已建成纪念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斯特里奖章已成为美国化学界的最高荣誉。
  
  故事三: 
  居里夫人 
  玛丽·居里（居里夫人）是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
  
  1898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可勒尔（AntoineHenriBecquerel）发现含铀矿物能放射出一种神秘射线，但未能揭示出这种射线的奥秘。
  玛丽和她的丈夫彼埃尔·居里（Pierrecurie）共同承担了研究这种射线的工作。
  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沥青铀矿进行分离和分析，终于在1898年7月和12月先后发现两种新元素。
  
  为了纪念她的祖国波兰，她将一种元素命名为钋（polonium），另一种元素命名为镭（Radium），意思是“赋予放射性的物质”。
  为了制得纯净的镭化合物，居里夫人又历时四（MarieCuI7e，1867--1934）载，从数以吨计的沥青铀矿的矿渣中提炼出1O0 mg氯化镭，并初步测量出镭的相对原子质量是225。
  这个简单的数字中凝聚着居里夫妇的心血和汗水。
  
  1903年6月，居里夫人以《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作为博士答辩论文获得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同年11月，居里夫妇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戴维金质奖章。
  12月，他们又与贝可勒尔共获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06年，彼埃尔·居里遭车祸去世。
  这一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她放弃执著的追求，她强忍悲痛加倍努力地去完成他们挚爱的科学事业。
  她在巴黎大学将丈夫所开的讲座继续下去，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
  1910年，她的名著《论放射性》一书出版。
  同牟，她与别人合作分析纯金属镭，并测出它的性质。
  她还测定了氧及其他元素的半衰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放射性的重要论著。
  鉴于上述重大成就，1911年她叉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科学家。
  
  这位饱尝科学甘苦的放射性科学的奠基人，因多年艰苦奋斗积劳成疾，患恶性贫血症（白血病）于1934年7月4日不幸与世长辞，她为人类的科学事业，献出了光辉的一生。
   

5. 关于科学家成功的例子

居里夫人和镭 

1896年，法兰西共和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表了一篇工作报告，详细地介绍了他通过多次实验发现的铀元素，铀及其化合物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能自动地、连续地放出一种人的肉眼看不见的射线，这种射线和一般光线不同，能透过黑纸使照像底片感光，它同伦琴发现的伦琴射线也不同，在没有高真空气体放电和外加高电压的条件下，却能从铀和铀盐中自动发生。铀及其化合物不断地放出射线，向外辐射能量。这使居里夫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些能量来自于什么地方？这种与众不同的射线的性质又是什么？居里夫人决心揭开它的秘密。1897年，居里夫人选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这个研究课题，把她带进了科学世界的新天地。她辛勤地开垦了一片处女地，最终完成了近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并奠定了现代放射化学的基础，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实验研究中，居里夫人设计了一种测量仪器，不仅能测出某种物质是否存在射线，而且能测量出射线的强弱。她经过反复实验发现：铀射线的强度与物质中的含铀量成一定比例，而与铀存在的状态以及外界条件无关。 

居里夫人对已知的化学元素和所有的化合物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获得了重要的发现在：一种叫做钍的元素也能自动发出看不见的射线来，这说明元素能发出射线的现象决不仅仅是铀的特性，而是有些元素的共同特性。她把这种现象称为放射性，把有这种性质的元素叫做放射性元素。它们放出的射线就叫“放射线”。她还根据实验结果预料：含有铀和钍的矿物一定有放射性；不含铀和钍的矿物一定没有放射性。仪器检查完全验证了她的预测。她排除了那些不含放射性元素的矿物，集中研究那些有放射性的矿物，并精确地测量元素的放射性强度。在实验中，她发现一种沥青铀矿的放射性强度比预计的强度大得多，这说明实验的矿物中含有一种人们未知的新放射性元素，且这种元素的含量一定很少，因为这种矿物早已被许多化学家精确地分析过了。她果断地在实验报告中宣布了自己的发现，并努力要通过实验证实它。在这关键的时刻，她的丈夫比埃尔·居里也意识到了妻子的发现的重要性，停下了自己关于结晶体的研究，来和她一道研究这种新元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从矿石中分离出了一种同铋混合在一起的物质，它的放射性强度远远超过铀，这就是后来被列在元素周期表上第84位的钋。几个月以后，他们又发现了另一种新元素，并把它取名为镭。但是，居里夫妇并没有立即获得成功的喜悦。当拿到了一点点新元素的化合物时，他们发现原来所做的估计太乐观了。事实上，矿石中镭的含量还不到百万分之一。只是由于这种混合物的放射性极强，所以含有微量镭盐的物质表现出比铀要强几百倍的放射性。 

科学的道路从来就不平坦。钋和镭的发现，以及这些放射性新元素的特性，动摇了几世纪以来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科学家们历来都认为，各种元素的原子是物质存在的最小单元，原子是不可分割的、不可改变的。按照传统的观点是无法解释钋和镭这些放射性元素所发出的放射线的。因此，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化学家，虽然对居里夫人的研究工作都感到有兴趣，但是心中都有疑问。尤其是化学家们的态度更为严谨。为了最终证实这一科学发现，也为了进一步研究镭的各种性质，居里夫妇必须从沥青矿石中分离出更多的、并且是纯净的镭盐。 

一切未知的世界都是神秘的。在分离新元素的研究工作开始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元素的任何化学性质。寻找新元素的唯一线索是它有很强的放射性。他们据此创造了一种新的化学分析方法。但是他们没有钱，没有真正的实验室，只有一些自己购买或设计的简单的仪器。他们出于工作效率的考虑，分头开展研究。由居里先生试验确定镭的特性；居里夫人则继续提炼纯镭盐。 

有志者事竟成！大自然的任何奥秘都会都会被那些向它顽强攻关的人们揭开。1902年年底，居里夫人提炼出了十分之一克极纯净的氯化镭，并准确地测定了它的原子量。从此镭的存在得到了证实。镭是一种极难得到的天然放射性物质，它的形体是有光泽的、象细盐一样的白色结晶。在光谱分析中，它与任何已知的元素的谱线都不相同。镭虽然不是人类第一个发现的放射性元素，但却是放射性最强的元素。利用它的强大放射性，能进一步查明放射线的许多新性质。以使许多元素得到进一步的实际应用。医学研究发现，镭射线对于各种不同的细胞和组织，作用大不相同，那些繁殖快的细胞，一经镭的照射很快都被破坏了。这个发现使镭成为治疗癌症的有力手段。癌瘤是由繁殖异常迅速的细胞组成的，镭射线对于它的破坏远比周围健康组织的破坏作用大的多。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国发展起来。在法兰西共和国，镭疗术被称为居里疗法。镭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对于促进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在实际中的应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 科学家成功的事例

    　　科学家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的，你知道他们的一些事例吗?我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科学家成功的事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科学家成功的事例篇1：科林·安格尔 科学家也顽皮 
       　　“让老人能够享受机器人贴身的照顾。”这是科林·安格尔的梦想。身为iRobot公司的全球首席执行官，科林·安格尔正在用行动证明这个梦想的可行性。
       　　在iRobot的新品发布会上，科林·安格尔又给人们带来了一些“震撼”：刚刚推出的iRobot Roomba系列的新产品——Roomba·880吸尘机器人，颠覆了人们用鬃毛刷头来清洁地面这个维持了近百年的习惯。“选择了这个行业，注定就要创造颠覆性的东西，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科林·安格尔看来，研究机器人绝对是一件很“COOL”的事。
       　　然而，“颠覆”谈何容易，iRobot的创新基因能否在机器人领域创造奇迹?科林·安格尔对此充满信心。这位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机器人研究的科学家，曾带领全球顶级的机器人专家，研制了一系列实用的军事机器人，目前有超过5000台iRobot军事机器人在全球安全防御部门服役，维护人类安全。
       　　在iRobot早期发展阶段，科林·安格尔和他的团队曾为美国宇航局设计了可受控制的探路者，该技术帮助美国索杰纳号火星车在1997 年成功登陆火星。他们因此获得了美国宇航局颁布的团队成就奖，而他的名字也被刻在了美国宇航局展出的勇气号火星车上。
       　　科林·安格尔坚信，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日趋成熟的今天，未来机器人会对人们生活进行深度渗透，iRobot将创造这些奇迹。
       　　给机器人赋予生命从科学家到企业家
       　　“机器人的梦想要追溯到大学时代，那时提到机器人，大家都觉得很难，而且离人们的生活很远。”在麻省理工大学时，科林·安格尔就专注于对机器人的研究，从开发一个模仿昆虫的人工智能仿生机器人开始，他真正踏上了这个领域。
       　　“它的效率比当时大型计算机支持的效能高出10万倍以上。”科林·安格尔介绍，加上中控的软件系统，这个六条腿的机器人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样，而它的商业价值从那一刻开始彰显。
       　　学生时期的“处女作”很快得到索尼公司的认可。直到今天，一款名为索尼电子狗的产品就是基于“昆虫机器人”的雏形制造的。如今，科林·安格尔的这个作品已经作为机器人发展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产物被陈列于美国航空博物馆。
       　　虽然与太空探索相关的机器人研发作为iRobot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让iRobot声名鹊起，但“项目并没有盈利，顶多算收支平衡”，科林·安格尔认为项目涉及的领域过于窄众，一单生意做完只能让团队积累一些该领域的经验，并不能收获持续的盈利。
       　　“当时我们就决定要建立一个专注于生产实用性机器人的公司。”科林·安格尔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
       　　于是就有了iRobot公司与美国庄臣公司的合作，后者是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公司，iRobot应需为其开发了大型清洁机器人。这可以说是iRobot里程碑式的转折，它为iRobot日后在清洁机器人领域的开疆辟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知人善任海军上将加盟助力
       　　“想从机器人的事业赚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科林·安格尔从踏进这个领域起，就感觉到了举步维艰。无论他们尝试任何项目，都需要拥有高精尖技术水平的精英们一起从零开始。早期的摸索、试水，尽管曲折艰难，却让科林·安格尔有了意外收获：一个原来只懂技术、埋头产品的人，学会了如何“用人”。
       　　iRobot的团队，各色人才聚集，甚至还有美国海军的三星上将。这位上将管理的部队规模曾达到32000人。起初，iRobot只是他们的客户，但是在频繁的业务接触和往来中，这位上将开始对iRobot的研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加入这支团队。“我们感到很惊喜，他的到来也让我很放心地把安防领域的机器人事务都交给了他。”科林·安格尔表示。
       　　很难想象一个科学家从技术大拿到管理者的角色转型会如此之快，并且效果惊人。也许正因为自己也是一个科学家，科林·安格尔在管理科学家时时常能做到“感同身受”。“我自己就是一个科学家，我了解放权给他们，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将激发他们的研究潜能。” “放权管理”是科林·安格尔的王牌，他经常让团队的核心成员独当一面。
       　　事实上，这些都是在协同工作的过程中，科林·安格尔观察和总结的心得。“当我们在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比你优秀的人就在身边，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发展，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科林·安格尔说道。
       　　改变生活科学家也顽皮
       　　iRobot公司不断扩张壮大，科林·安格尔也在iRobot的成长中已在展现他对机器人产业的远见卓识和其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
       　　直到iRobot与美国孩之宝公司合作，大家才发现，原来科学家也有顽皮的一面。孩之宝公司希望开发玩具型机器人，与iRobot的合作是希望这支团队能够让玩具变得有“生命”。
       　　其中，孩之宝一款名为“my real baby”的玩偶产品正是双方合作的结晶。“你能看到这个玩偶的喜怒哀乐表情，以及对身边环境感知的反应。”科林·安格尔也像个孩子一样，扮起了玩偶的鬼脸。
       　　和玩具公司的合作，让科林·安格尔第一次接触中国当地的生产制造商，也与消费者更加接近。这让科林·安格尔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方向。有了此前在清洁领域的研究积累，他果断地选择家用清洁机器人的发展方向，这一决定得到了资本的支持。
       　　这项事业从2002年开始盈利，在此后的12年里，收益增长从未降低。在科林·安格尔看来，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技对传统生产力的再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最有可能颠覆生产和生活的会是一场率先的机器人革命，iRobot一定是下一个时代的颠覆者。
        　　科学家成功的事例篇2：天才少年，在车库造核反应堆 
       　　10岁时，他制造了一个炸弹;14岁时，他建造了核聚变反应堆，成为世界上完成核聚变壮举最年轻的人;2013年2月28日，19岁的泰勒·威尔森登上了科技、娱乐、设计大会(简称TED大会)的演讲台，向坐在台下的那些世界顶级科学家、企业家们介绍他设计的小型核裂变反应堆。这个反应堆造价低廉，以废旧核武器的放射性物质为原料，可以持续供能30年，能产生50兆瓦至100兆瓦电力，足够为10万个家庭提供清洁能源。最棒的是，因为存放在地下，且放射物浓度极低，这个简易反应堆对人身健康影响甚微，也不会被恐怖分子滥用。
       　　听到这番演讲，相信没人会把这位天才少年仅仅看作一个智商超高的书呆子。威尔森是抱着改变世界理想的、全球最年轻的核专家。
       　　生日礼物是一辆吊车
       　　威尔森1994年出生在阿肯色州特克萨卡纳，父亲肯尼斯曾是足球运动员，后来在一家公司工作，母亲蒂凡尼是名瑜伽老师。5岁生日时，威尔森告诉父母，他想要一个吊车作为生日礼物。而当大人拉着他去玩具店时，他跺着脚嚷道：“不，我要真的!”也许很多父母会一笑而过，肯尼斯却找了个在建筑公司工作的朋友帮忙。于是，在威尔森生日那天，一辆6吨重的吊车停在了他家门口。威尔森兴冲冲爬上去，坐在驾驶员的腿上，学习操纵这个庞然大物，乐得合不拢嘴。
       　　10岁时，威尔森不知从哪弄来一张元素周期表，不到一周，他不仅记住了所有元素，还把它们的质量和熔点也记得清清楚楚。一天，威尔森穿着实验室外套，一手攥着医用手术刀，煞有介事地告诉家人，他要从每个人的手指头上弄点血，在车库做“基因比对实验”，结果每个人都乖乖伸出手指任他摆弄。还有一次，威尔森把家人召集到后院，只见他拿出一个药瓶——瓶里装着糖和硝酸钾，点燃了瓶底的导火线，随后就是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邻居们惊慌失措地跑出来，竟发现一团小小的黑色烟雾从威尔森家后院中升起。
       　　一次小小的爆炸远不能满足威尔森，他又开始迷上了核反应堆。为了庆祝他11岁生日，奶奶带他去书店买书。威尔森挑中了一本讲述制造核反应堆的书。他完全被这本书迷住了，看了又看，还常常大声朗读其中一些章节。“制造核反应堆的事情，我肯定也能做到!”
       　　等到威尔森12岁时，学校已经没法教给他任何东西了。他每天只能无所事事地坐在教室。于是，父母答应让他收集一些常见的放射性物质，为学校的科技比赛做准备。为此，父亲肯尼斯借了一个用于测量放射性物质的盖格计数器，一到周末就带着威尔森到各个古董店搜货。威尔森发现了带有放射性物质的闹钟、灯罩、瓷器;他还拽着父母跑到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找铀矿石，然后一箱箱地带回自家车库研究。
       　　这个对放射性物质感兴趣的孩子，让父母有了一丝担忧。还好，一位专业人士告诉他们，这些放射物浓度极低，不会危害到威尔森的健康。
       　　每当有人看不下去，告诫肯尼斯要管管威尔森时，这位父亲总会感叹：“在威尔森眼里，根本就没有‘不能’这个词。”
       　　用几百美元造出核武器检测仪
       　　正当威尔森忙着研究放射性物质时，他的外婆患上了癌症，常常要做放射性治疗。威尔森发现，用于诊断和治疗癌症的同位素价格高昂，许多病人因此得不到治疗。“如果能找到一种更便宜的方式获得这些同位素，或许可以挽救更多患者。”一天，当他看着太阳时，突然灵光一闪，“太阳放光发热靠的就是核聚变反应。如果我能制造核聚变，不就能得到高能中子来获取同位素了吗?”
       　　可威尔森只是一个高中生，没有仪器，也没有实验室，怎么能做得到呢?威尔森试图在家里车库自造核反应堆。恰好此时，他的父母得知内华达州立大学雷诺分校可以为高中里的尖子生提供研究所需的仪器和实验室。于是，威尔森拜访了该校的一位物理系教授。听说他想要造核聚变反应堆时，这位教授嚷道：“你才13岁，就想捣鼓上千万伏高压和致命的X射线?”
       　　不过，威尔森最终还是得到了物理学家法诺夫的支持。威尔森每天下午都泡在法诺夫实验室里寻找材料和解决技术难题，还铆足了劲，自学了化学、工程学、等离子物理学等20多个领域的知识。慢慢地，他开始试着组装核反应堆了。14岁生日那天，一切准备就绪，他神情专注地往反应器里注入氘，然后通上几万伏的高压电。他成功了——威尔森成为了世界上第31个完成核聚变反应的个人，而且是年龄最小的。
       　　不过，这只是威尔森实现理想的第一步而已，“核聚变能用来做些什么?”一天，他看到一篇报道，每天数以万计的集装箱被运入美国，探测仪根本不可能一个个检测箱子里面是否藏有核武器;而且这些探测仪需要用到的氦-3元素非常昂贵。“何不利用核聚变产生的中子来探测核武器呢?”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他构思出一套快速检测装置：如果集装箱中藏有核武器，核聚变产生的中子会迫使武器中的原子发生裂变，从而发出伽马射线或氮气，探测器就会采集到信号，并发出警报。他用几百美元造出的核武器检测仪比海关几十万美元的还要灵敏。
       　　2008年，威尔森带着这个核检测仪参加了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全球最高级别的中学生科学展。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保罗听说一个14岁的孩子造了核反应堆时，径直走向威尔森，与他交谈了20分钟，然后，保罗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离开，“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太庆幸这孩子是我们国家的了!”威尔森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大奖。之后两年里，他获得了9个奖项，奖金总额达到10万美元(约合62万元人民币)。2012年，威尔森应邀参加在白宫举行的科技展，为总统奥巴马介绍了他的检测仪，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
       　　热情才是关键
       　　瘦瘦的威尔森头发蓬松，留着齐刘海，模样乖巧。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野外寻找放射性物质或者埋头做实验。“一些人不愿意研究科学，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书呆子才会做那个，科学一点也不酷。其实，科学比什么都酷，只有科学能改变世界，改变未来。”热衷于科学并没有影响威尔森的社交生活，相反，这还让他成了名人。
       　　“有时我会带女生到实验室参观，这招很有用，当我说‘你想看我的核反应堆吗?’哪个女生会拒绝呢!”平时，威尔森还喜欢和朋友们踢足球，性格随和的他也成了大家开玩笑的对象，“别惹威尔森，那家伙有核反应堆!”威尔森听了哈哈大笑。
       　　去年5月，威尔森高中毕业了，却不打算读大学。他想建立一家通过核裂变反应堆获得清洁能源的公司，并计划5年内将产品推向市场。他乐观地表示，这项发明，不仅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廉价的清洁能源，还能用于太空项目。
       　　威尔森是一个智商高并善于表达的“综合型人才”。一次，美国国土安全部邀请他参加讨论会，看他的设计能否用于反恐。官员们对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没抱什么期望，但威尔森却是有备而来。他先是礼貌地和每个人握手，然后出人意料地说：“你们都知道这栋楼有放射物吧?”威尔森随身携带的盖格计数器一直发出“哔哔”的声音，原来大楼装饰用的花岗岩含有放射物，虽然危害很小，却让这些官员对他另眼相看。“他们总算开始认真对待我，不把我当小孩了。”威尔森不无得意地表示。
       　　虽然许多人认为他太年轻了，缺乏经验，但威尔森觉得年轻人能够改变世界。“因为我们没有接触到科学领域的官僚和限制，更愿意尝试。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能做得更好!”
       　　谈到自己成功的最大原因，威尔森表示：“也许我的脑子挺好使，但我的热情才是关键。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比如乔布斯，一直都有种热情和干劲，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科学家成功的事例篇3：喝细菌求真相的科学狂人，巴里·马歇尔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他，那么国际医学界还将长期处于消化性溃疡发病机理的悖论当中!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他，那么数以万计的消化性溃疡患者还将长期陷入这种令人痛苦的慢性疾病的煎熬中!他就是造福千万人的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凭借杰出的观察力、非凡的勇气与信念，马歇尔点亮了消化性溃疡治愈之路的光明。
       　　贪玩会玩的“无所不知先生”
       　　1951年9月30日，巴里·马歇尔出生于澳大利亚西部城市卡尔古利市。父亲是名铁路工人，母亲是护士。马歇尔从小就是个自信的孩子，当他才3岁的时候，就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如果听不懂老师的课，他便会想：“这是个坏老师，讲得一点都不好。”
       　　同时，小马歇尔还一直是妈妈眼中的“麻烦的孩子”。有次，他用螺丝刀拆开祖母的一块表，然后试图把零件都装回去，结果最后“多出来”好几个零件，当然表也就此报废了。玩得最出格的一次是，他偷买了很多化学制剂，用报纸卷着火药制成一个超级烟花，点燃后剧烈的爆炸声吓得周围邻居纷纷逃出屋子一探究竟。结果炸碎的纸屑不但散了满屋都是，他的小脸也被灼伤，头发被烧焦，甚至连眉毛也被烧光了。
       　　但这次经历并没有妨碍他探究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对工程学、化学、物理、生物这些学科都很感兴趣。因在家中总是拆装东西，所以在学校开始做实验期间，甚至是在医学课上实验无法进行或出了问题时，同学们就会说：请马歇尔过来吧!他只需看上几秒钟，就会告诉他们：“哦，你应该拧这个钮。”或者“这个地方连接不对。”
       　　1968年，当他高中毕业时，同学们都认为马歇尔升学方向应该会选择理工科，将来成为工程师。但他却选择了上医学院，因为他认为学医不仅可以学习到科学知识，从事医学研究，而且还可以多结交一些很有趣的人。
       　　医学院的考试很多，淘汰率也很高。刚入学时，他班上大概有100名学生，但一学年后教室只能坐下90个人了。如不想被淘汰只能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必须成为班上最好的，肯定不会被淘汰，但这是比较辛苦的一种做法;还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做法，就是要让成绩超过10个人，那就行了。马歇尔选择了后者，因而在校期间他的成绩并不属于拔尖的，一直都处于安全区间。1974年，他获得西澳大利亚大学医学本科学位。
       　　喝幽门螺杆菌的“科学狂人”
       　　1981年，马歇尔在皇家佩思医院做内科医学研究生时遇到了罗宾·沃伦—— 一位日后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对他帮助极大的病理学家。他们以100例接受胃镜检查及活检的胃病患者为对象进行研究，最终证明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存在确实与胃炎相关。此外，他们还发现，这种细菌还存在于所有十二指肠溃疡患者、大多数胃溃疡患者和约一半胃癌患者的胃黏膜中。大量研究表明，超过90%的十二指肠溃疡和80%左右的胃溃疡，都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所导致的。1982年，他们提取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初始培养体，并发展了关于胃溃疡与胃癌是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假说。那年，马歇尔才31岁。
       　　而之前，主流学说认为胃溃疡主要是由于压力、刺激性食物和胃酸过多引起的。由于胃溃疡会导致出血，所以，有这个病史的人都不敢作长途旅行。否则，一旦胃出血而没有及时医治，24小时内就可能丧命。他们提出的“细菌引起胃溃疡”的说法直接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观点——“消化性溃疡是由情绪性的压力及胃酸引起，只能够以重复的制酸性药物疗程来治疗”。巴里·马歇尔主动要求医界科学家向他提出挑战，证明他是错的。很快，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所进行的许多用以反驳他的实验，得到的结果却反而证明他的假设是正确的。此后是漫长的反质疑与验证。他与搭档沃伦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在1984年是16次，到了1988年达到了283次，而到1993年更是跃至762次之多。截至1992年，全世界至少进行了3组大规模临床试验。在此基础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1994年召开了一次大会，基本上同意幽门螺杆菌是胃溃疡的元凶。此时距离两人在《柳叶刀》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论文的时间正好是10年。此后，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假说又经过了11年的考验，巴里·马歇尔才在2005年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这当中，马歇尔以身试菌的故事一直被外界津津乐道。幽门螺旋杆菌假说在刚刚提出时被科学家和医生们嘲笑，他们不相信会有细菌生活在酸性很强的胃里面。由于动物实验失败且缺乏人体试验对象，1984年的一天，马歇尔吞服了含有大量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试图让自己患上胃溃疡。5天后，冒冷汗、进食困难、呕吐、口臭等症状接踵而来。直到10天后，马歇尔在胃镜检查时发现，自己的胃黏膜上果然长满了这种“弯曲的细菌”，而穿过胃壁而出的白细胞正努力吃掉并杀死那些幽门螺杆菌——这就是造成胃溃疡的原因。为此他狂喜不已，但经不住妻子的劝说，这才服下抗生素，真正向炎症宣战。“马歇尔疯了!”当人们惊呼这种“疯狂举动”的同时，也逐渐认同了幽门螺杆菌才是导致消化性溃疡的罪魁祸首。
       　　对科学孜孜不倦的“小男孩”
       　　幽门螺杆菌及其作用的发现，纠正了当时已经流行多年的人们对胃炎和消化性溃疡发病机理的错误认识，被誉为是消化病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革命。由于马歇尔与搭档沃伦的发现，溃疡病从原先难以治愈、反复发作的慢性病，变成了一种只要采用短疗程的抗生素和抑酸剂就可治愈的疾病，大幅度提高了胃溃疡等患者痊愈的机会，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作出了贡献。这一发现还启发人们去研究微生物与其他慢性炎症疾病的关系。虽然这些研究目前尚没有明确结论，但正如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所说：“幽门螺杆菌的发现加深了人类对慢性感染、炎症和癌症之间关系的认识。”
       　　马歇尔的妻子常评价他做事很多时候像个“小男孩”，为此他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乐于此道。他意味深长地说道：“其实，科学的探索过程特别像侦探故事。你可以看见犯罪现场，然后你说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接着你开始寻找线索。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线索，让我们找找看这个线索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又是从哪来的，所以我们把幽门螺杆菌当成线索，这里有胃溃疡并且还存在幽门螺杆菌，于是我们建立联系，然后一点点拼凑出谜题答案。如果你具备小男孩的性格，那么你会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感兴趣或做一些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延续别人的工作。”
       　　此外，他还曾多次告诫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不要害怕被别人拒绝。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不要因为别人的拒绝而心生恐惧。”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这个真理，因为他在研究初期也曾有过被别人拒绝的经历。那是在1983年，他将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论文投递给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当时评审委员要从67篇论文中选择56篇，结果他的论文被拒绝了。但他富有远见性地藏起了这封拒绝信。2005年在他获得诺奖时，那封早年的拒绝信被天性坚定、不服输的巴里·马歇尔找出来，现在就挂在他在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办公室墙上。
       　　如今，年过六旬的马歇尔仍从事与幽门螺杆菌相关的疫苗研究，他立志于食物化疫苗的研究。当今世界，疫苗技术50年来并没有大的突破，他坚信未来通过细胞培养，食物化疫苗将是大方向。马歇尔就像是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奔跑者，科研的快乐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停止，为人类的健康，他将生命不息，奔跑不止。

7. 科学家被祸害的事例

　　科学的殉道士－－－乔尔丹诺·布鲁诺（公元1548～1600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镇。大概他幼年丧失父母，或者是家境贫寒，所以由神甫养育长大。这个穷孩子自幼好学，15岁那年当了多米尼修道院的修道士。全凭顽强自学，终于成为当时知识渊博的学者。
　　这位勤奋好学、大胆而勇敢的青年人，一接触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立刻激起了他火一般的热情。从此，他便摈弃宗教思想，只承认科学真理，并为之奋斗终身。
　　布鲁诺信奉哥白尼学说，所以成了宗教的叛逆，被指控为异教徒并被革除了教籍。公元1576年，年仅28岁的布鲁诺不得不逃出修道院，并且出国长期漂流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他四海为家，在日内瓦、图卢兹、巴黎、伦敦、维登堡和其他许多城市都居住过。尽管如此，布鲁诺仍然始终不渝地宣传科学真理。他到处作报告、写文章，还时常地出席一些大学的辩论会，用他的笔和舌毫无畏惧地积极颂扬哥白尼学说，无情地抨击官方经院哲学的陈腐教条。
　　布鲁诺的专业不是天文学也不是数学，但他却以超人的预见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他在《论无限、宇宙及世界》这本书当中，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认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恒的。在太阳系以外还有无以数计的天体世界。人类所看到的只是无限宇宙中极为渺小的一部分，地球只不过是无限宇宙中一粒小小的尘埃。
　　布鲁诺进而指出，千千万万颗恒星都是如同太阳那样巨大而炽热的星辰，这些星辰都以巨大的速度向四面八方疾驰不息。它们的周围也有许多像我们地球这样的行星，行星周围又有许多卫星。生命不仅在我们的地球上有，也可能存在于那些人们看不到的遥远的行星上……
　　布鲁诺以勇敢的一击，将束缚人们思想达几千年之久的“球壳”捣得粉碎。布鲁诺的卓越思想使与他同时代的人感到茫然，为之惊愕！一般人认为布鲁诺的思想简直是“骇人听闻”。甚至连那个时代被尊为“天空立法者”的天文学家开普勒也无法接受，开普勒在阅读布鲁诺的著作时感到一阵阵头目眩晕！
　　布鲁诺在天主教会的眼里，是极端有害的“异端”和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施展狡诈的阴谋诡计，以收买布鲁诺的朋友，将布鲁诺诱骗回国，并于公元1592年5月23日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接连不断地审讯和折磨竟达8年之久！
　　由于布鲁诺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学者，所以天主教企图迫使他当众悔悟，以使他声名狼藉，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切的恐吓威胁利诱都丝毫没有动摇布鲁诺相信真理的信念。一些神甫找布鲁诺交谈，说依他的天资，倘若重新回归宗教，苦心钻研教条，肯定会高升罗马的教廷。他坦然地说：”我的思想难以跟＜＜圣经＞＞调和．”
　　天主教会的人们绝望了，他们凶相毕露，建议当局将布鲁诺活活烧死。布鲁诺似乎早已料到，当他听完宣判后，面不改色地对这伙凶残的刽子手轻蔑地说：“你们宣读判决时的恐惧心理，比我走向火堆还要大得多。”公元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上英勇就义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就这样被烧死了。
　　由于布鲁诺不遗余力的大力宣传，哥白尼学说传遍了整个欧洲。天主教会深深知道这种科学对他们是莫大的威胁，于是公元1619年罗马天主教会议决定将《天体运行论》列为禁书，不准宣传哥白尼的学说。
　　布鲁诺不畏火刑，坚定不屈地同教会、神学作斗争，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科学精神永存！1889年，人们在布鲁诺殉难的鲜花广场上竖起了他的铜像，永远纪念这位为科学献身的勇士。 布鲁诺后被人们称为“继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家”。不仅如此，布鲁诺越发受人尊敬，教会也为当时的行为感到可悲……

8. 科学家 错过机遇的事例

中国人有好的物理思想，好的实验方案，好的地理条件，但由于得不到相应的支持，从而失去了一次问鼎诺贝尔奖的机会 　　谁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唐孝威与小柴昌俊　　“人们可能不会想到，这项诺贝尔物理奖原本很可能大陆科学家是有份的。”在2003年第5期《科技导报》的一篇文章中，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何景棠研究员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那篇文章的标题非常醒目：《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而故事的主角是中国科学家唐孝威。　　根据何景棠的叙述，1978年1月，46岁的高能所科学家唐孝威带领一个中国科学家小组，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参加丁肇中领导的Mark-J实验组的工作。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次派出科学家小组到西方参与国际合作。而51岁的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当时也来到汉堡，参加了另一个实验组的工作。　　唐孝威和小柴昌俊在汉堡认识以后，两人对质子衰变实验都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谈论实验方案。1979年9月，唐孝威回国，小柴昌俊也回到日本。此后，两人经过多次通信联系，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建造大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以探测质子衰变事例。据介绍，如果探测到粒子物理大统一理论所预言的质子衰变事例，将是粒子物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成果；如果探测不到质子衰变，这个大型探测装置用于宇宙线研究，也会有许多“副产品”。　　要寻找是否有质子衰变的稀有事例，探测装置必须放在地下。由于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岛国，缺少高山，即使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富士山也只有3000多米高，而在中国西部，几千米的高山随处可见。因此，两人共同建议实验在中国进行，中方负责寻找山洞并建设深洞实验室，配备水电运行条件，提供3000吨-5000吨纯水；日方则主要负责约1000个光电倍增管及相关的电子学设备。中方经费由唐孝威向中国政府申请，日方经费由小柴昌俊向日本政府申请。　　实验方案初步确定之后，得到了时任高能所所长张文裕的大力支持。但高能所没有足够的经费资助这一实验方案，唐孝威遂向中科院提出申请。何景棠称，按当时的科研经费状况，中科院完全有能力支持这一中日合作计划。　　之后，唐孝威带着两个年轻人亲自到中国西部山区及四川铁路沿线寻找合适的山洞，初步找到了几个候选地点。但当他回到北京后，得到了中科院不支持实验方案的答复。至此，合作计划只好作罢。　　于是，小柴昌俊找到了日本神冈一个地下废弃砷(砒霜)矿井，独自进行实验。而一位美国科学家参观其实验装置后曾私下说：像这样的废弃砒霜矿井，按美国环保标准，污染严重超标，是不许人进入的。　　小柴昌俊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探测到质子衰变事例，但他在20年的长期努力中得到了一些“副产品”。1987年，神冈探测装置与美国、苏联的探测装置同时探测到了来自大麦哲伦星云的超新星爆发的中微子信号。没有建造探测装置的中国，则错失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记录到超新星爆发中微子的机会。这一成功，促使小柴昌俊将探测装置体积扩大10倍，于1995年建成了5万吨纯水的超级神冈装置。1998年的世界中微子大会上，小柴昌俊公布了超级神冈装置的更为详细的重要实验结果。此后，物理学界已经感到小柴昌俊和美国科学家戴维斯将凭借宇宙中微子探测方面的杰出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人有好的物理思想，好的实验方案，好的高山深洞地理条件，但由于得不到相应的支持，从而失去了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机会已失，时不再来了。”曾经是唐孝威助手的何景棠这样感叹。　　遗憾深埋在他内心　　《科技导报》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一份月刊，在国内科学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何景棠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受到了国内科学界的关注。　　记者联系到了唐孝威先生，想听听他本人的回忆和看法，但他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与唐孝威交往多年的香山科学论坛组委会负责人杨炳忻则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我曾和唐先生谈到小柴昌俊获得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情，看得出来，他心里不好受，也不愿意再提及当年的往事，但遗憾是深深埋在他内心的。”　　“唐先生当年从汉堡回国后，曾到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作学术报告，主要内容是在我国开展中日合作质子衰变的实验方案，鼓励年轻人参与项目。在唐先生看来，项目通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张文裕所长是支持的。我那时三十来岁，正处在要做事的年龄，听报告时非常激动。　　“我很清楚地记得，项目的思路是他提出的，最后和日本科学家讨论后，决定进行合作研究。应该说我方花费不高，科学院是有能力支持这一国际合作项目的。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科学院不支持。这可能是唐先生科研生涯中的一个重大遗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失去了一次可能形成原始性创新成果的机遇。”　　事后诸葛亮？　　对何景棠讲述的这段往事，有人评论说，小柴昌俊是以意外发现，而不是以唐孝威与他当初设想的探测质子衰变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人评论说，这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逻辑。　　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李惕碚则认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调整研究目标是常有的事情，关键是大的方向有没有抓对，而唐孝威与小柴昌俊那段故事说明，中国科学家是能够在重大领域提出想法的。　　还有专家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大型地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质子衰变，但同时也可以用来研究太阳中微子的丢失及中微子的振荡等重要领域，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支持这个实验，中国科学家就很有可能在这些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杨炳忻更是认为，如果有人对这一问题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可能是不了解内情，没有支持唐孝威与小柴昌俊合作是科研决策的一次重大失误，这是不容回避的。　　此外，提到唐孝威的学识和为人时，很多专家都大加赞扬。杨炳忻说，唐先生早年在核与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近年来他积极促进学科领域交叉和融合，比如在推进我国的脑科学研究发展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一生中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至今仍坚持在实验一线，亲自指导研究生。李惕碚也称唐为一位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不过，对于《科技导报》文章标题中“擦肩而过”的提法，李惕碚认为可能不太恰当，因为“擦肩而过”应指已经做出了非常接近诺贝尔奖的成果。　　包括何景棠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认为，即使当初唐孝威与小柴昌俊的合作计划能够进行，由于科学研究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科学家不一定就能获得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　　还有专家告诉记者，这个合作计划当年在高能所内部不止讨论过一次，会上也有人从学术上提出过反对意见，而那些反对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如认为仅有地理优势还不够、担心投入太大等。另外，即使合作计划启动了，能否得到后续支持也是一个未知数。据估计，建设探测装置的初始投入大概需要上千万元人民币，而小柴昌俊1995年扩大探测装置的投入则需要上亿元人民币。　　但不管怎样，很多专家称，合作计划没能开展，现在看来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对于“事后诸葛亮式的逻辑”的质疑，李惕碚认为，事后诸葛亮其实是有必要的，否则就会永远丧失时机。他还说，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伍)相比，中国本土科学工作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同样复杂，但回答起来更敏感，也更有必要。　　而据《科学时报》报道，何景棠的妻子担心写出这段往事会招来许多麻烦或新闻炒作，不愿发表此文，可他最终还是投出了稿件。何景棠解释说，他之所以写出这段往事，是希望有关科技部门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科学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各自的启示。　　行政决策的反思　　一位在中科院工作20多年的科技管理者对记者说，对于唐孝威未得到批准的项目他没有很多的发言权，但他觉得这很可能是行政决策代替科学决策的一个结果。　　据他回忆，1980年前后，中国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中科院的业务管理也当然靠行政手段，许多决策并不像现在要经过专家论证、同行评议等环节。当时中科院有五个业务局，对口管理各研究所，权力很大，各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人事任免、经费、课题甚至职称往往由业务局里各个处员掌握，由处员提出具体意见，经局领导同意即可执行。　　这位管理者称，科学研究是创新性的高智力劳动，其管理较一般性管理难度更大，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代替依靠专家组和科学共同体的管理方式，从体制上说就是一个错误，“我当时30多岁，中级职称，行政级别是副处级，但相关的几个研究所，还有许多著名科学家都很‘认真’地听我的意见，由我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这多么可笑！”　　他还说：“在当时，一个很好的原始创新性研究思路，到了院里，被一个处员否定的事情极为常见，也许现在听起来有点残酷，但这种遗憾客观上是由当时的行政决策体制造成的。”　　杨炳忻也认为，毕竟事情已经过去，重要的是从历史失误中吸取教训，不要犯类似错误，我们今天讲创新，其中关键就是要淡化决策中的行政因素。　　如今，在中科院以及其他一些科技部门，专家自身的作用越来越大，同行评议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但是，有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在一些重大科研决策问题上，行政领导的影响仍然占主导地位，学术同行的影响依然有限，科学界甚至流传着一种“小项目大评审、大项目小评审”的说法。　　李惕碚称，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创新在一开始总是难以被多数人接受，但在发达国家，有可能由一个课题组或实验室在正常经费渠道支持下实现，而对基础科学支持强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得不到国家级的支持，这些项目可能就只有夭折。因此，他建议尽快建立并逐步完善一个国家级的科学发展战略顾问和决策体系，以及对于国家重大科学项目的遴选和评估机制。　　按照他的设想，国家可以重金聘请一些高水平的、有公益心的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咨询和评审工作都必须成文，并对外公布。　　“在科学上，很多事情是难以判断的，或许在10年、20年以后，这个委员会的很多意见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公布这些咨询和评审意见，不是为了以后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为了以后能从中吸取教训，逐步提高国家科学评估的水平，怕就怕我们在走了弯路之后，却连教训都学不到。”李惕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