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商银行大楼的历史沿革

1.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的历史沿革

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它的创办者是洋务派官僚盛宣怀，资本定额500万两，先收一半，最大的股东是招商局和电报局，其余多为官僚及买办，总董为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杨文骏、刘学洵、严滢、朱葆三等9人，由盛宣怀指派。该行在香港、广州、天津、镇江、北京、汉口、九江、汕头等地设立了分行，用人办事以汇丰银行为准，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洋人为大班，规章制度也仿照汇丰银行，帐册、簿据等全部用英文记载，还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该行在创办之初就获得了钞票发行权，发行银两和银圆两种钞票，为中国最早的银行券，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在中文的一面印有“中国通商银行钞票永远通用”和“只认票不认人”。发钞、存款成为该行主要的资金来源。该行的放款户最初主要为外商洋行、中国商号和钱庄，也有少数近代工业。因各地分行相继发生分董等舞弊事项，呆帐增多，1900年北京、天津两行又在八国联军入侵时遭到焚烧抢劫，1903年日本人又伪造该行钞票引起挤兑风潮，损失惨重，各地分行陆续裁撤，到1905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分行和烟台支行。从1905年起，该行得到部分铁路外债存款，业务有了起色。从1905到1911年，该行从发钞得到利润80万两以上。1916年盛宣怀死后，行务由董事傅筱庵控制，他积极投靠北洋政府，大量购买公债，并用资金支援孙传芳的军队，他还利用当招商局董事的权利为孙供应船只，运送军火与军队，在孙的支持下，傅筱庵于1926年取代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6届会长。1927年3月北伐军抵达上海后，傅被通缉，逃往大连，该行遂由王新贯主持行务。1931年，经虞洽卿等人疏通，国民党政府撤销通缉，傅返回上海。仍任董事长。他通过关系，获得加发新钞的权利。1932年，该行资本为350万元，并改组增添杜月笙、张啸林等为董事。1934年存款增到3100万元，比1929年增加了4倍多。发钞额达2900万元。放款也显著增加，达到3000万元，比1929年增加了2倍多。但因放款中相当部分是以厂房设备和北洋政府发行的债券作抵，有些根本没有抵押品，导致呆帐增多，但为了装点门面，欺骗社会，该行自1934年起，化210万元巨资，在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加剧了资金短缺。1935年上海发生白银风潮，该行出现挤兑危机，经常务董事杜月笙出面维持，才平息了风潮，同年6月由杜改任董事长。因币制改革，该行结束发行业务。同时因亏损太大，该行不得不将新厦以150万元的低价卖给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1937年，国民党政府为控制中国金融，又迫使该行接受增拨官股347.5万元（以复兴公债抵充），将原有商股折合成52.5万元，合成400万元，该行遂成为官商合办银行。该行改组后，实权仍掌握在杜月笙手中，他大量购买公债，从事投机。抗战爆发后，该行于1938年4月与四明、中汇两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继续从事投机经营。1941年，该行在重庆设立分行，1943年升为总行，并陆续在后方设立分支机构，曾组织运销公司，一面从敌战区购入日用品运往内地，一面把内地的原料和农副产品运到敌战区，积累了不少的外汇和黄金。抗战胜利后，该行上海总行恢复整顿，因受中央银行委托代兑伪中储券，存款一度回升，1945年底达198000万元，比上年增长4倍。1946年杜月笙又因贷款给军统局的关系，在银行资金不足时可随时获得该局的调剂，得益不少。这一时期，该行大量投资文化新闻事业单位，包括上海商报、大晚报、中国出版社、大东、世界等知名机构。但因内战爆发后，经济崩溃，该局购买的大量公债在通货膨胀中化为乌有，其他资产也被官僚抽逃殆尽，至解放前夕，除一些房产外，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该行的官股部分作为公股，将该行改造为公私合营银行。1951年5月，它和新华、四明、中国实业、建业等四行在金融业内首先组成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同上海其他59家私营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一起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2. 中国通商银行的介绍

中国通商银行简称通商银行。系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奏准清廷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通商银行的官僚资本部分作为公股，改造成为公私合营银行之一。1951年5月，同新华、四明、中国实业、建业等四行在金融业内首先组成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和上海其他59家私营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一起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组成部分。

3. 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

最初使用“商业银行”这个概念，是因为这类银行在发展初期，只承做“商业”短期放贷业务。放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放款对象一般为商人和进出口贸易商。人们将这种主要吸收短期存款，发放短期商业贷款为基本业务的银行，称为商业银行。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银行是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西方银行业的原始状态，可溯及公元前的古巴比伦以及文明古国时期。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早在公元前6世纪，在巴比伦已有一家“里吉比”银行。 考古学家在阿拉伯大沙漠发现的石碑证明，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巴比伦的寺院已对外放款，而且放款是采用由债务人开具类似本票的文书，交由寺院收执，且此项文书可以转让。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寺院、公共团体、私人商号，也从事各种金融活动。但这种活动只限于货币兑换业性质，还没有办理放款业务。 罗马在公元前200年也有类似希腊银行业的机构出现，但较希腊银行业又有所进步，它不仅经营货币兑换业务，还经营贷放、信托等业务，同时对银行的管理与监督也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罗马银行业所经营的业务虽不属于信用贷放，但已具有近代银行业务的雏形。 人们公认的早期银行的萌芽，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银行”一词英文称之为“Bank”，是由意大利文“Banca”演变而来的。 在意大利文中，Banca是“长凳”的意思。最初的银行家均为祖居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犹太人，他们为躲避战乱，迁移到英伦三岛，以兑换、保管贵重物品、汇兑等为业。在市场上人各一凳，据以经营货币兑换业务。倘若有人遇到资金周转不灵，无力支付债务时，就会招致债主们群起捣碎其长凳，兑换商的信用也即宣告破碎。英文“破产”为“Bankruptcy”，即源于此。 早期银行业的产生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世纪的欧洲地中海沿岸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是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市场繁荣。但由于当时社会的封建割据，货币制度混乱，各国商人所携带的铸币形状、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为了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货币兑换。于是，单纯从事货币兑换业并从中收取手续费的专业货币商便开始出现和发展了。随着异地交易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为了避免长途携带而产生的麻烦和风险，开始把自己的货币交存在专业货币商处，委托其办理汇兑与支付。这时候的专业货币商已反映出银行萌芽的最初职能：货币的兑换与款项的划拨。 随着接受存款的数量不断增加，商人们发现多个存款人不会同时支取存款，于是他们开始把汇兑业务中暂时闲置的资金贷放给社会上的资金需求者。最初，商人们贷放的款项仅限于自有资金，随着代理支付制度的出现，借款者即把所借款项存入贷出者之处，并通知贷放人代理支付。 可见，从实质上看，贷款已不仅限于现实的货币，而是有一部分变成了账面信用，这标志着现代银行的本质特征已经出现。 现代商业银行的最初形式是资本主义商业银行，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一些手工场主同城市富商、银行家一起形成新的阶级——资产阶级。 由于封建主义银行贷款具有高利贷的性质，年利率平均在20%～30%，严重阻碍着社会闲置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另外，早期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政府等一批特权阶层而非工商业，新兴的资产阶级工商业无法得到足够的信用支持，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大量的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银行。 据《2013-2017年城市商业银行市场前瞻与发展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分析，资本主义商业银行的产生，基本上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旧的高利贷性质的银行逐渐适应新的经济条件，演变为资本主义银行。在西欧，由金匠业演化而来的旧式银行，主要是通过这一途径缓慢地转化为资本主义银行。另一途径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组织的股份制银行，这一途径是主要的。这一建立资本主义银行的历史过程，在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表现得尤其明显。1694年，在政府的帮助下，英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 它的出现，宣告了高利贷性质的银行业在社会信用领域垄断地位的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现代银行制度开始形成以及商业银行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英格兰银行是现代商业银行的鼻祖。 继英格兰银行之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商业银行。从此，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普及。 与西方的银行相比，中国的银行则产生较晚。中国关于银钱业的记载，较早的是南北朝时的寺庙典当业。到了唐代，出现了类似汇票的“飞钱”，这是中国最早的汇兑业务。北宋真宗时，由四川富商发行的交子，成为中国早期的纸币。到了明清以后，当铺是中国主要的信用机构。 明末，一些较大的经营银钱兑换业的钱铺发展成为银庄。银庄产生初期，除兑换银钱外，还从事贷放，到了清代，才逐渐开办存款、汇兑业务，但最终在清政府的限制和外国银行的压迫下，走向衰落。中国近代银行业，是在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银行入侵之后才兴起的。 最早到中国来的外国银行是英商东方银行，其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来华设立银行。在华外国银行虽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但在客观上也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为了摆脱外国银行支配，清政府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标志着中国现代银行的产生。此后，浙江兴业、交通银行相继产生。 商业银行发展到今天，与其当时因发放基于商业行为的自偿性贷款从而获得“商业银行”的称谓相比，已相去甚远。今天的商业银行已被赋予更广泛、更深刻的内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多功能、综合性的“金融百货公司”。

4. 中国通商银行的民国初

民国肇兴，该行成为纯粹的商业银行。时华大班陈笙郊、谢纶辉两人已相继去世，因谢纶辉之子谢光甫接任第三任华经理，亦改称为总经理。傅宗耀遂采取投靠军阀，拉拢股东，逐渐架空谢光甫，成为了第四任经理。傅宗耀（筱庵）继任其职；惟洋员的权限，自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的10年中，已逐渐收回。傅掌权后，继续献媚投靠北洋军阀，以大量资金支持北洋政府。民国16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傅筱庵被通缉，逃往大连。后经虞洽卿等人的疏通，国民政府撤销对他的通缉，回到上海，仍任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从大连回来后，通过财政部次长徐堪的关系，获得加发新钞的权利。民国23年发行额达到2900多万元，而现金准备加上保证准备不过900多万元，严重不足。次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金融紧迫，该行准备空虚，应付为难，傅筱庵乞求徐堪帮助，结果正好落入圈套，国民政府当局随即授意杜月笙出面维持，同意由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通商危机。当中央银行100万元款项拨到后，一场风潮终于平息。6月7日上午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互推杜月笙为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是年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所有发行事宜，即遵令移交中央银行办理。民国25年春，该行正式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资本额增为400万元，原有私股350万元按15%折合成52.5万元，另由国民政府以复兴公债抵充，加入官股347.5万元。此后，中国通商银行即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控制，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为“小四行”。

5. 银通的发展历史

银通成立于1982年，由香港5间银行所组成，计有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现为中银香港)、东亚银行、浙江第一银行(已并入永亨银行之内)、上海商业银行及永隆银行。除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自设易通财（ETC）提款网络及AEON自设网络外，全香港和澳门的所有柜员机均支援银通服务。由于银通与中国大陆的银联网络互通，银通提款机用户能够从国内各大城市的银联柜员机提取人民币现金，亦能从香港的银通柜员机每日提取不多于4,500港元现金。(从2006年1月1日起，香港银通卡已不能在大陆的银联提款机上使用。不过，目前香港很多银行也发行银联卡，可用于在大陆通过银联网络提款或消费。部分中资银行的香港分支机构（比如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还发行了银通/银联通用的“两地卡”。)2012年5月21日银联入股银通成为策略伙伴，开拓中港澳银行卡的跨境支付服务，银联将会占银通1/32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