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老百姓应该怎样面对通货膨胀！？

1. 请问，普通老百姓应该怎样面对通货膨胀！？

中国近20年来的通货膨胀率基本维持在5%，其中1996年属于极端的高通货膨胀率达到了8.3%，其次就是2008年，因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实行了积极的宽松货币政策

2. 稳中求进的含义是什么?应该怎样把握这一经济工作的总基调?

今年中央再一次提出“稳中求进”的要求，并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不仅是过去经济工作经验的总结，更是基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情况作出的一次战略决策，至少，具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以“稳”促稳。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的不断发酵，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受此影响，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增速放慢的问题。经济不稳，社会不安，政治不宁。从希腊罢工到英国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以及中东、北非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动乱、军事冲突，无不与经济状况的恶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温州等地的金融混乱以及中小企业关停现象增多、经济增速明显放慢，也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密不可分。
　　相反，如果经济环境好、经济发展稳、经济增长快，就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如何“稳”住经济，“稳”住增长，自然是当前最迫切，也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当然，要“稳”住经济、“稳”住增长，就必须首先“稳”住政策、“稳”住调控手段，使其不要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与此同时，针对去年以来价格出现的大幅波动现象，“稳”住价格也是必须继续高度重视的问题。切不可因为当前的价格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房价出现了一定的下降，就掉以轻心，放松警惕，甚至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
　　如果经济“稳”了、价格“稳”了、就业“稳”了、居民收入的增长也“稳”了，老百姓的心理就会“稳”了，社会也就会“稳”了。所以，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方针，不仅仅是简单的“稳”，而是以“稳”促稳、以“稳”保稳。
　　第二，以“求”争取主动。一般情况下，“求”在“稳中求进”中都是以连接词的含义出现，但是，这里所说的“求”，显然不只是连接那么简单。因为，从会议提出的“一个主题”、“一条主线”、“一个基点”、“一个基础”、“一个动力”、“一个目的”来看，都是主动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和目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要知道，这些问题不仅是当前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和改革向“深水区”推进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好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扩大开放等都会面临严重障碍和阻力。
　　也正因为如此，用“求”的方式争取主动，或主动“求”变、主动“求”矛盾和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是“稳中求进”之“求”的更深含义。如何在工作中增强主动性、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是各级政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以“求”争取主动，以“求”化解矛盾，我们的工作才不会被动，才能少付出代价。
　　第三，以“进”促变。会议在分析“稳中求进”时认为，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这也意味着，“稳中求进”并不是简单的“进”，而是必须有根本改变和转变的“进”，经济发展必须有“新的进展”，深改革开放必须有“新的突破”，改善民生必须有“新的成效”，没有“新”的进展、突破和成效，这样的“进”是不符合要求的，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标和要求，“稳中求进”必须突出“变”字，能够在“变”字上做好文章，能够在“变”字上得到充分体现，能够在“变”字上让广大人民群体有所体会和感受。
　　那么，明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都要以“进”促变，以“变”促进，“进”不能简单的进，“变”也不能简单的变，而必须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
　　而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也已经到了必须向纵深推“进”和改“变”的时候了。不然，许多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所以，对“稳中求进”的要求，必须从更深层次研究和思考，从更广角度分析和判断，从而用更宽阔的视野、更独特的思维和更智慧的思路去提出措施和办法。

3. 经济稳中求进？？经济平稳增长、平稳运行，还怎么“进”，上升呢？没明白“稳中求进”这句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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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调，引起全球瞩目。2011年12月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动向受到世界关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什么信号，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从海外反应来看，此次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向世界发出的信号是积极的、务实的。[1]

中文名
稳中求进
时间
2012年
概述
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调
出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背景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上升，西方世界遭遇债务危机困扰。在此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让世界增强了信心。阿根廷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的新兴市场研究专家马里亚诺·图尔兹指出，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和很大的变数，中国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教授说，对于被各种危机弄得惶惶不安的各国来讲，中国提出“稳中求进”起到一个“定心丸”的作用。
“稳中求进”中的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恩里克·杜塞尔称，“稳”字当头的经济政策将有利于中国实现自身经济更加健康发展。
“稳中求进”中的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会议结果表明，中国将继续落实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世界密不可分，“稳中求进”的中国经济将为世界经济作出新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上升，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有积极作用。瑞银认为，今后10年中国仍将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约三成贡献。
应该看到，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还任重道远。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2012年中国外贸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如何稳定外需，防范内部风险，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将是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面对的难题。

4. 我国经济社会稳中求进的原因有哪些

稳中求进是指：要在保持温和通胀的情况下，gdp等稳步上升。
如果经济过热或是过冷，会导致通胀率的大幅变化，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降低（通胀过高，则物价过高；通货紧缩，则就业困难），国家政权的不稳定。所以要稳步。
人民生活水平想要更好，物质财富想要更丰富，同其他国家相比想要有更好的经济环境，人民币想要含金量提高，那么国家经济实力必须提高，所以要求进。

5. 如何做到“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的关键在于抓住实体经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2011年推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了明年中国经济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下谋求“稳中求进”的发展基调。尤其是会议上提出了“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一点可以成为明年“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和促和谐”等多项政策目标的有机结合点，也能成为防范未来潜在风险而须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否则，如果我们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明年就很有可能在努力完成上述多项目标中的某一项时，会不经意的发现它严重干扰着另一项正在努力实现的政策目标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若我们只盯住明年宏观经济指标来决定宏调政策的时间和力度，而不了解复杂环境中所形成经济指标背后的复杂机理，那么，我们的宏调政策就有可能因为没有把握好时机或力度而出现干预过度或扶持不足的结果，从而造成明年实体经济大起大落的不良局面。之所以作出上述的分析，是基于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欧债危机和美国高失业率的格局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或流动性恐慌的两种可能性都会严重干扰世界经济的复苏，也会挤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进程。因为，我们可以断定，由于欧洲财政的统一的艰难性和美国赤字财政的零空间，欧美国家救市的手段就会落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上，由于长时间以来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大量的流动性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全球投机套利成本由此变得非常低廉，它完全可能让欧债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欧元体制的解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若真的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那么，实体经济出现大萧条、虚拟经济出现大通胀的格局就在所难免。另一种状况是2009年到2010年的情况再现。即大宗商品价格被全球金融资本抄得天翻地覆，新兴市场国家热钱流入，输入性通胀加剧，本币大幅度升值，利率也被迫提升，这些都严重干扰了本来国内消费就疲软的新兴市场经济。为此，对付这两种可能性，我们都必须要大力发展国内的实体经济，减少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为此，我们认为：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需求，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我们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当中国经济目前人才和资金以及金融体系的成熟度还相对匮乏的时候，全国各地都搞同样的新型战略产业的发展规划可能会占用资源、形成低端同质化生产的恶性竞争。反而，在传统行业，通过这些年来的学习和磨练，附加价值实际上已有可观的提高，但却遭遇到一些政策的歧视。所以，应该给所有的生产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降低他们的税负、物流成本和提供给他们以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产业资本重新站上经济发展的大舞台。
同时，我们要规范财政投资的项目运营方式，严防产业垄断资本和金融投机资本的结合在一起牟利的不良现象。严厉打击企业“以价补量”盈利模式中寻租腐败的行为。现在应该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特别要重视创新和消费环境的扶持，而尽量减少不计成本的大规模公共投资需求。把经济运行的重任交给市场和按市场规律办事的企业家，而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只会增加外汇占款，挤出产业资本的风险。企业搞活了，制度搞好了，“负利率”现象就会因为新一轮由企业家推动的增长方式的形成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和帮助企业与机构在推行的健康的产业金融和科技金融的创新手段，让金融资本真正为有成长性的产业资本服务。
其次，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勤劳创业和实业致富上。众所周知，今天中国内需不旺的最大理由不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早在97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外依存的增长方式摆脱不了外部冲击对本地区的严重影响，从那时开始，不管是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中央两会上，我们都强调了调结构，促内需的重要性，但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消费能量能够吸收我们的生产能量，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对我们造成的政治和货币调控效果的压力。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还处在个人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收入的增长不是以消费的方式让持有的货币和信贷进入到实体经济部门中，而是以储蓄和金融投资的方式进入到虚拟经济部门。再加上我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市场的公平待遇制度以及消费者利益保护制度等都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所以，个人资产在国内的安排上出现“高储蓄高金融化低消费”的状况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在实体经济中提倡勤劳致富方式而不是过于依赖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来完成个人原始财富的积累，从而让中国经济顺利进入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内需型增长阶段，这也是我们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做到有保有压，有的放矢的重要依据。
目前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活力焕发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表现在很多产业资本被闲置下来，很多民间资本流失在外，若要扭转这一局面，只有政府通过进一步减税让利，同时，保护好市场投资和消费的环境，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进程，以及大力推进“多劳、多得、多消费”的激励机制，减少欧洲那种“不劳而获”、损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货币化“高福利”机制，这样才能做到中国社会民富有保障，中国经济发展有起色，而不是令人担心的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局面。
第三，“惠民生、抓改革和促和谐”是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实体经济的繁荣，因为收入分配机制上的扭曲，而没有带来社会大众的财富增长，
相反，财富集中到垄断部门和受到保护但又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或者流失到少数贪污腐败的政客手中，或者落到那些擅于利用社会大众致富心切的心理、并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投机炒家的囊中，那么，即使2012年我们通过一些改革，使得企业群体变得更为集中，使得市场活力更加依赖政府力推的新型战略产业所带来的“政策红利”，那么，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就会因为社会大众勤劳致富的意愿丧失和消费能力的低迷，以及参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受挫，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的激化，而变得难以实现，或者不可持续。尤其是随之而来的民间灰色市场钱流问题和资本外逃的现象会严重干扰我们稳增长和控物价的目标实现。

6. 如何面对通货膨胀？

现代经济学家不同意以完全负面的“痛苦”一词来形容上述通货膨胀机转的负面冲击。实际上，经济学家中有许多认为公众对温和通货膨胀的成见是来自其相互影响：群众只记得在高通货膨胀时期相关的经济困难状况。
以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是较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可由对抗滞胀[stagflation]（可能由货币主义[monetarist]所刺激）来作部分中止。
在对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比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的一般衡量结果和人们普遍的感觉之间似乎经常有明显的差距。例如，与个体的感觉相比，一般衡量标准可能显示通货膨胀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有更大的增长。
而这种差距如此之大和如此普遍，以至无法用货币幻觉和人类心理学加以解释。在一些国家，这一差距降低了对官方统计数字的信任，从而明显地影响公众谈论经济状况和必要政策的方式
一般说，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上涨，但不能说凡是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作家三盅说：通货膨胀书写价格历史，供求关系描绘价格波段。
①纸币的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为限度，如果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纸币贬值，物价就会上涨。
②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比，商品价值量增加，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
③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
④政策性调整，理顺价格关系会引起上涨。
⑤商品流通不畅，市场管理不善，乱收费、乱罚款，也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见，只有在物价上涨是因纸币发行过多而引起的情况下，才是通货膨胀。

扩展资料
主要类型
低通货膨胀
低通货膨胀（Low Inflation）的特点是，价格上涨缓慢且可以预测。可以将其定义为年通货膨胀率为1位数的通货膨胀。此时的物价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人们对货币比较信任。 
急剧通货膨胀
当总价格水平（a stander of price level）以每年20%，100%甚至200%的2位数或3位数的比率上涨时，即产生了这种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局面一旦形成并稳固下来，便会出现严重的经济扭曲。 
恶性通货膨胀
最恶性的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货币几乎无固定价值，物价时刻在增长，其灾难性的影响使市场经济变得一无是处。
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因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超过了社会总供给的增长幅度，导致商品和劳务供给不足、物价持续上涨的通货膨胀类型，其特点：自发性、诱发性、支持性）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又称成本通货膨胀或供给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 。
输入型通货膨胀
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由于国外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引起国内物价的持续上涨现象（汇率所致）。
结构型通货膨胀
结构型通货膨胀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现象。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通货膨胀

7. 如何抑制通货膨胀

　　先分析通货膨胀的类型，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还有就是混合型，对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宏观紧缩政策是有效的，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与国际输入型的通胀，紧缩政策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政府要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而不应仅仅依赖单纯的宏观紧缩政策。“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在应对混合型的通胀预期，尤其是在应对成本推动型和国际输入型通胀时，不仅不利于稳定物价水平，还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即导致“滞胀”。
　　应对通货膨胀，尤其要预防“滞胀”的发生，不能单独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第一，有必要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我国通过采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利率政策以及调控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来应对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局限性也很大。货币政策的结构化，会更加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第二，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要分阶段推进，避免急转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采用“松紧搭配”的方式可能更加有效。

　　通货膨胀预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很有可能使通货膨胀成为现实。在这种形势下，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就显得至关重要。政府近期的对策是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市场上短缺商品的供给。供给的增加是稳定物价的迫切措施。当某些原材料和消费品国内产量短时期内无法增加更多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进口一些国内短缺的商品。只要供给增加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趋于稳定。此外，政府采取打击商品炒作行为的措施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抑制非正常的需求和有序地增加供给应当双管齐下，而且有序地增加供给相对更加重要

8. 如何对抗通货膨胀

本世纪初以来，通货膨胀似乎被华尔街乃至全世界遗忘了。便宜的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无论是能源，金属，还是农产品，好象是天经地义。人们的车是越开越大。象通用汽车的其他车尽管销售不尽人意，但仿军车的喝油怪物悍马（Hummer）却大部分人都觉着酷。金融界一度担忧的不是通货膨胀，或 Inflaction，而是其反面，Deflation， 或通货紧缩。
但去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不断飙升的油价，通货膨胀这怪物张开血盆大口回来了。大概最著名的征兆是据说有一天二师兄得意洋洋的对大师兄夸口，妖精们已经不要吃师父了，他的肉已经更贵了。所以大师兄，你回花果山去吧。
接着的是日常用品，农产品开始大幅涨价，尤其是大米。有人开始屯积大米，超市和Costaco的大米一度脱销，因而不得不限量供应。只是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对抗通货膨胀。假设大米$50一袋，你买上10袋，家里的车库就有些挤了。一百袋大概是能储存的极限了。那才不过五千美刀。就算你把这些钱全省下来，又能省多少呢？何况还有霉变虫吃等损耗？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方法。
一想到通货膨胀，人们一个极自然的愿望就是希望政府能实行价格管制。包括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包括一直钟情市场经济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也干过价格管制的蠢事：那就是在1971年实行政府控制石油价格。这样做的结果是火上加油：一方面，由于价格控制，生产商的利润不是由市场调节。人为的压低油价，使生产商没有意愿增加产能或开发新油田。另一方面，人为的低油价使得人们没有平抑消费的愿望。本来已经供不应求，政府油价控制更加加大了这种失衡的供需关系。自1970年以来，当时美国原油进口翻了一番。
那么除此以外，人们还有那些对付通货膨胀的妙计呢？且让我们看看（Forbes May 2008， p. 37， “Attacking Inflation”）:
津巴布韦 （Zimbabwe）: 政府把100，000%的通货膨胀率和80%的失业率归罪于“金圆恶霸，走私犯，和其他非法交易分子” 并严加打击。任何人不许“非法” 兑换外汇，违者有牢狱之灾。所有生意人都必须每天把现金存入银行。结果呢，政府的铁腕只是对小老百姓有效。通货膨胀并不买这个账，物价该涨照涨不误。
伊朗：当其经济大臣承认对18%的通货膨胀束手无策，总统马上让他走路。
印度：对7%的通货膨胀，印度政府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办法：取消一些粮食的期货交易。对紧缺的钢材，他们也准备照此办理，并威胁要实行价格管制。
。。。
只是要真正治理通货膨胀，这些偏方都不管事。真正要治理通货膨胀，就得对症，从根子下手。通货膨胀的原因很简单：供需失衡，求大于供。要根治，也无非从这两方面下手：要么增加供给，要么降底需求。但都是知易行难：要增加供给，就得允许物价在一定的时间内上涨，一直等到生产商觉着有利可图，因而扩大生产规模。人为的要求生产商在低价格下括大生产，生产商无利可图，供应不可能真正增加。
要降底需求，那就是要减少货币投放量，或增加利率。但往往发生通货膨胀时，经济可能面对衰退。这次美国次贷风波后的经济形势就是一经典例子。联储实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咬着牙关降息。
西谚说，如果你打不过他们，就参加他们（if you cannot beat it， join it）：让你的钱跟着油价米价一起涨！
2009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反危机政策实质就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出台后，2010年中国就碰到的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经济有过热倾向及物价水平不断走高等问题，实际上都与需求管理的传统政策手段运用有相当关系。任何一个经济体，只要一段时期内总需求扩张速度过快时，总供给层面会出现跟进速度不协调问题并首先在国民经济的短板方面表现出来，中国多年以来的经验是每当总需求增长加速时，能源交通会首先成为瓶颈，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推出后它具体表现为2010年电力供应紧张煤炭价格特别是电煤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铁路运力不足等方面，而房价和菜价的大幅上涨则与能源交通这些国民经济扩张期的历来短板有相当差别。
多年的房价和物价都是有涨有跌。即使是近两三年始终居高不下的房价本身也没有泡沫一直涨大的内在规律，尽管近年来遏制房地产泡沫的新政出台了两次，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仍表现出和中央政府顽抗的博弈决心，但中央政府手中仍有政策“子弹”，例如杀伤力极强的房产税和旨在改善供给的一些有效政策，这些待动用的政策“子弹”一旦发射，我相信，全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都会出现应声回落现象。
物价在中国多年的主推因素都是菜价。2010年菜价明显大幅上涨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大量城郊并入城市，使得全国数以百计千计的原来以蔬菜为主要产品的供应基地变成高楼林立的城市，加之每年又有一千多万农民涌入城市谋求就业，所以，生产基地种菜的人少了吃菜的人却一味增多，一二线城市距蔬菜生产基地越来越远，加之燃油涨价、公路乱收费乱罚款等因素人为阻滞了蔬菜与需求城市之间的供应通道，流通成本不断加大，这些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蔬菜及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长期推动因素。2010年中国各地自然灾害偏多，韩国日本等国蔬菜需求激增，这些可视为蔬菜价上涨的短期推动因素。
面对这两类因素，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去研究解决办法。对长期因素应采取一些制度的对策，对短期因素则应采取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来解决。解决通胀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满意。而老百姓又分为城乡两类。农产品涨价，城市老百姓怨声载道而农民则拍手称快；物价下跌，城市老百姓笑逐颜开，而农民则会叫苦不迭。所以在农产品在蔬菜价格上涨问题的应对上不宜采取简单的只考虑一方利益不考虑另一方利益的政策措施。我个人认为，对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应抱容忍态度，这样才能在中国这种小户自耕农制度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然，中国2010年年初也出现了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但农民获得利益太少（只有10%左右）大部分利益被流通领域的从业者包括投机者拿走的问题。这种不正常局面必须校正。
如果农产品大幅涨价、涨价的大部分好处又被农民兄弟获得，这应当是好事。我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说城市反哺农村吗？用市场机制来反哺比我们喊一千个口号更有力。那么，怎样确保农产品涨价大部分利益能为农民获取？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建农贸市场让农民变成自己产品的直销者，如果农产品运输都走绿色通道，农民在农贸市场免收摊位费，全国各大城市在建立了数量足够多的农贸市场后，大中城市的菜价用不上半年就会大幅下跌。我自己有过体验性调查：我附近的四海桥农贸市场里面的青菜价格比憨邻福超市内的菜价大都便宜50%以上，比易初莲花等大型超市的价格便宜得就更多。所以菜价农副产品价格这类在中国CPI中贡献度极大的商品价格控制，措施极为简单：只要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大城市每个城市再建200个左右农贸市场，让农民成为直销主力，CPI的遏制问题根本不困难。通过扩大农民直销比重刺激供给，供给大幅增加拉低价格，到最后城市老百姓也会很满意。政府在控制物价时首先让农民得到实惠，然后在蔬菜等农产品供给增长价格回落后，城市老百姓又会迂回地得到好处。
2011年，决策层预期通胀控制目标为4%，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这是一个中低水平的通胀率。资料显示，2010年巴西通胀率约为5.9%，俄罗斯约为8.8%，印度为8.58%，越南为11.75%，这四个经济增长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率均明显高于中国。所以，一方面我们要采取措施应对国内的通胀威胁，另一方面又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明智的政策思路，并避免两个极端倾向：一是避免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在农产品价格控制方面，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的行为当然要坚决打击，但不能对蔬菜和某些农产品设定价格管制线，价格一旦管死就不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会影响供给；二是通胀一抬头就出现“人人深刻”现象，在一些所谓专家学者误导下大众将通胀的原因不恰当地归咎于央行货币超发，最后给正常的货币政策制定和调节造成不适当的压力。
公众舆论压力下，中国目前的确存在政策不当选择倾向，这个可能的政策偏向就是由2009年的极端宽松转向2011年的过度紧缩，尽管我们的货币政策已被冠名为“稳健”，但在实际操作中极有可能出现信贷指标管理过严、紧缩性政策工具运用过度及相应的监管过度等现象。
与各路人士口口相传的所谓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的看法不同，据我观察，现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资金在央行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率措施出台后已相当紧张。在2009年时，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大体维持在3.2%的水平上，但到2010年下半年，许多商业银行自行控制的超额准备金率已低至1.5%左右，也就是说央行再用惯用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实施紧缩政策已有触发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现在，同业市场一年期利率已达5.7%左右，这表明商业银行体系整体资金已经吃紧。
我十分赞赏央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对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实施宏观调控必须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有保有压有松有紧区别对待的差异性货币政策，例如，在以通胀为主要敌人时，对商业银行支持农产品特别是有利于增加农副产品供给的相关行业的贷款就应当在指标考核时给出一个扣减系数，中央银行和银监工作人员只要吃得辛苦，我们的着眼于供给调整而不是简单无差别的一味宏观紧缩政策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至于说通胀的外部输入问题，我想这倒不足为虑。由于中国经济业已融入全球化，国际的通胀压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政策工具篮子中还有一件一直舍不得动用的法宝——汇率，只要大胆运用这个工具，允许人民币明显升值，外部输入型通胀的负面影响就会大部分被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