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1. 如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路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加快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的客观要求。加快推进我省新型城镇化进程，对于全省实现“拐弯超车”，在更长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是建设“富裕陕西”的现实选择。城镇化是当前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是今后五年实现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现实选择。城镇化能有效促进人口在城镇的集聚，发挥城市规模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促进二三产业发展。据测算，我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民的3.7倍，按照“十二五”规划，全省城镇化率到2015年将达到57%，平均每年增加2.3个百分点，每年有95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可增加消费约63亿元，拉动GDP增长约200亿元。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带动城镇基础设施及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良性互动，为全面建设“富裕陕西”注入持久动力。

　　（二）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陕西”的重要途径。通过城镇化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百姓富裕的关键所在。当前我省已步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城镇化，可以创造新的就业领域和用工需求，推动产业升级，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据推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加0.15个百分点，就业提高0.33个百分点。按照规划建设一体、公共服务均等、收入水平相当的原则，通过城乡产业融合，使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现代文明向农村拓展，可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为构建“和谐陕西”奠定坚实基础。

　　（三）城镇化是建设和谐生态，实现“美丽陕西”的有力保障。我省的避灾移民搬迁、渭河、汉丹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等工作，为减轻生态环境压力，恢复区域生态系统提供了前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批农民转移到城镇就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明显减少，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和过度消耗。通过在城镇社区化的集中安置，形成新的村镇，扩大原有城镇规模，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有效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建设“美丽陕西”提供了有力保障。

　　近年来，我省按照“建好西安、做美城市、做强县城、做大集镇、做好社区”的总体思路，以规划为引领，以保障性住房建设、有条件农民进城落户和避灾移民搬迁为抓手，推动全省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2012年全省城镇化率提高到50.02%，以西咸一体化为核心的关中城市群、3个大城市、6个中等城市、34个小城市、837个建制镇组成的金字塔型城镇体系基本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翻开了我省城镇化新的历史篇章。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我省城镇化进程步入关键时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必须统筹谋划，通过加快发展积极应对。

　　第一，以项目为载体推进城镇化建设。一是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项目建设。加大以道路交通、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为主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以学校、医院等为重点的公共服务项目建设，拉大城市骨架，增强城镇功能。二是把保障性住房项目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手段，与棚户区改造、新区建设、县城建设、重点镇建设、移民搬迁相结合，促进城镇化加快发展。三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项目为抓手，加快培育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并举，协同发展。

　　第二，要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一要完善政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培育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或就近转移就业。二要科学规划。加强规划的管控，引导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性住房等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抓好我省83个县市城乡一体建设规划的落实，增强县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三要抓好试点。加快43个重点县城和31个重点镇建设，力争2015年重点示范镇达到建设标准，为全省城镇化作出示范。

　　第三，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是进一步完善落户政策。要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管理上的各项管理职能，使户口登记能真实反映居民的个人身份、家庭关系、常住地址及变动情况。二是加大力度对过时政策进行清理。对实际居住在城镇，但暂不具备进城落户条件或暂不愿迁转户口的农民和流动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三是完善人口信息平台建设，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创造条件。推动各地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统筹考虑常住人口在劳动就业、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方面需求，实现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第四，要科学节约集约用地。城镇化的健康推进有利于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要严格保护耕地，并尽可能地利用城镇化所节约的土地发展设施农业。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湿地和水资源。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促进城镇化加快发展。

　　第五，要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解决交通拥堵、停车困难、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等“城市病”问题，为城乡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要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切实提高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和质量。要创新城镇管理模式，综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各类管理资源，实施精细化管理。（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

2. 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但也面临质量不高、可持续性差的问题和挑战。解决城镇化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城镇化质量，需要创新政策和体制，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有效释放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 传统城镇化道路已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由于以往的城镇化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相伴生，过于注重城镇规模扩张，如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接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等。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城镇化道路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难以为继。 人口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力。城镇化是我国发展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由人口集聚效应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们说，我国城镇化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就在于虽然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城镇化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巨大。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但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和动力所在，而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并引致相关的投资需求，在扩大内需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应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大发展；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不竭动力。 人口城镇化重在农民工市民化。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并融入城镇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基本内容。提高城镇化的包容性，重头戏是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有专家建议：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即实现“四个融入”。从现实情况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全覆盖，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个积极性。农民工市民化牵动和影响全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在城镇安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而且会由此赢得转型发展的主动权。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3. 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编者按：近年来，学术理论界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共识，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本期“互动天地”刊登的两篇文章探讨了在我国发展新阶段怎样更好推进城镇化的问题，各自的论述都持之有据，但又有不一致甚至相冲突之处。比如，推进城镇化究竟应以大城市为主，还是重点发展农村小城镇？应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是让农民就地享受市民待遇？应避免政府主导城镇化，还是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相信这样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有助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推动相关的研究。 以改革创新推动城镇化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田雪原 城镇化一端连接工业化、信息化，一端带动农业现代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和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大希望所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打造这样的城镇化升级版，必须依靠改革创新驱动，特别是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和推进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 调整“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 以改革创新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首先应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以明确城镇化方向。我国一度实行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从当时我国实际出发，符合改革开放前期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生产力不发达基本国情的。发展小城镇投入少、见效快，既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小为主”的城镇化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等问题突出出来，城镇发展开始向“以大为主”转变。但这只是实践上的转变，城镇化方针并没有调整。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进步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进程基本上呈S形曲线三阶段走势。第一阶段为S形曲线底部，农村人口主要向中小城镇转移，可称之为乡村城镇化阶段；第二阶段为S形曲线挺起的中部，以乡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转移和集中为主要特征，可称之为大城市主导阶段；第三阶段为S形曲线顶部，以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为新动向，可称之为逆城镇化阶段。以此衡量，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的20年成功走过了第一阶段，随即进入第二阶段，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如果仍然坚持“以小为主”，甚至认为只有突出小城镇式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那么，在理论上就是一种误读和误导，会模糊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在实践上则会阻碍城镇化的转型升级。近一个时期，农村并村组建中心村、乡镇，中心村、乡镇又急于升级为建制镇，以镇为龙头的城镇化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在当前城镇化率超过52%、实际上早已步入“以大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一趋势应引起警觉。因为城镇化效率和效益同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是普遍规律，不顾这一规律，固守以小为主“铺摊子”式的城镇化，势必助长盲目圈地占地、投资开发，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升高，使城镇化偏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因此，“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到了需要改革调整到以大为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4. 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改革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机制 城镇化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然而，一些地方存在的以征地和土地买卖先行带动城镇扩张的现象，往往脱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宗旨。2000年—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域面积由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4.01万平方公里，增长79%;同期城镇人口由45906万增加到66978万，增长45.9%。二者相比，土地城镇化增幅是城镇人口增幅的1.7倍。至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建设跟不上土地城镇化步伐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密度(单位面积产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长期滞后;不少城市空气、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严重。其实，土地不过是承担自然、产出、人力、社会资本运作的载体，其规模应根据满足人的需要和资本积聚的程度来定，而不能倒过来——先扩大载体规模再集聚资本、填充人力，变成为城镇化而造城、迁人。 当前，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如果不认真解决，就会产生城镇化方向走偏的风险。首先是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的风险。当前，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爆发式增长正在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现代城镇化必须依靠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如果依靠征地卖地支撑城镇化，凭借大片廉价土地吸引投资和劳动力，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就会陷入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和滋生城市经济泡沫的风险。其次是脱离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的风险。如果失地农民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一些人断了务农的路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就会增加落入拉美“城市化陷阱”的风险，背离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方向。还应看到，如果长期推行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将土地财政用过了头，就有可能累积地方债务风险，给改革发展带来隐患。 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政府主导型机制，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应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和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事权改革，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事权关系，以财力定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促进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 新阶段的城镇化需要政府积极引导 洪银兴 当前，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抓手和突破口。有一种观点认为，推进城镇化应依靠市场机制，政府不应介入。如果这种观点针对的是前一时期一些城镇建设中政府主导的大拆大建，是有参考意义的;但就现阶段城镇化所要担负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来说，则不能排除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 新阶段的城镇化应重点发展农村城镇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民创造的城镇化道路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当时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代表，在农村启动工业化的同时发展小城镇、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这种农民自发的城镇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走的是分散型道路。后来农民进城意义上的城镇化也是市场导向的，即所谓“百万民工大流动”。如果说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有政府导向，那主要是指设立各类开发区所推进的土地城镇化以及各级政府所进行的城市建设。 现在我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50%。过去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城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也转移了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但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与此同时，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出现了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涨等“城市病”。在此背景下推进城镇化，决不能重复以前的老路，而应赋予其新的内涵，特别应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城镇，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城镇化的作用。 以城镇化促进城市现代化。通过发展城镇，使偿付土地租金能力差的大量工业、普通住宅等从城市迁出进入城镇，为租金偿付能力强的金融、商务、公司总部及公共建筑等进入城市腾出空间。与此相适应，增强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就业吸纳、人口集聚功能，使其具有吸收城市产业和人口的能力。这种城市产业和人口向城镇转移意义上的城镇化，可以克服“城市病”;可以在提升城市经济价值的基础上，为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创造条件;可以优化城市中心业态，提高城市单位土地使用效益。 以城镇化带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以城镇化带动“三农”问题的解决。目前的城乡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城乡收入差距，还包括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差距等。在现阶段，最为紧迫而又有可能优先缩小的就是城乡居民居住和生活条件的差距。其基本路径是发展农村城镇，使其具有城市功能。首先，使城镇具有城市生活功能，让城镇周边的农民能就近享受城市生活。这样的城镇就成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性节点。相应的城镇建设包括：适宜人居的城市设施支撑体系，如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和能源供应;达到城市水平的文化、教育、医疗服务等设施;便捷通畅的交通、信息网络;等等。具有城市功能的城镇，不仅能留住农村的人力资本，还能吸引城市人来居住，为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各种支持。其次，使城镇具有城市的增长极功能。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市场中心，是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集聚地，也是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发展农村城镇，提高城镇的市场化水平和生产要素聚集能力，发展达到城市水平的金融、商业等服务，可以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间顺畅流动，增强城镇以及农业获取资源的能力。第三，使城镇具有带动新农村建设功能。根据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许多支持农村发展的公共设施只能建在城镇，通过城镇向周边农村辐射。相应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适当推行农民集中居住的村庄集中化。这有利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集中建设和供给，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5. 如何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但城镇化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关键阶段，顺势而为，妥善引导，城镇化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走得不好，也会带来诸多矛盾和问题，患上“城市病”，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讨论非常多，地方上冠以城镇化的各种规划层出不穷。但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各种含糊不清的认识确实掩盖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模糊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政策重点。例如有的地方领导认为城镇化就是建新城、扩老城，不断扩大城市面积，就是刺激房地产，就是搞工业化，还有的地方认为城镇化就是拆掉农村、消灭农村，就是让农民抓紧“上楼”，等等。城镇化概念被随意“泛化”；城镇化变成了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政策重点被错误理解，这些苗头已经十分明显。 　　只有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正确理解，才能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当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要在认识上回到正确的逻辑起点上，认清城镇化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要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为什么城镇化在地方实践中会“跑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探讨在哪些方面能凝聚对城镇化的共识，推动城镇化沿着一条主线健康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逻辑起点是“人” 　　从理论上来看，城镇化是人的行为过程，即乡村里的人“化”为城镇里的人。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就是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从历史背景看，在我们国家，城镇化主要是指乡村人口突破几十年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进入城镇工作、生活。显然，农民以及农民的转化形式——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体。建国以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限制了农村人进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有所放松，但是农村人要想进入城镇工作与生活，至今仍然会遇有各种或明或暗的“隔离墙”。 　　从现实情况看，截至2012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6%。按照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的通常情况，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的城镇化率可能最终会达到70%以上。也就是说，未来二三十年，还将有近3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同时还要看到，目前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多数农民工，他们还没有城镇户籍，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所有公共服务，这部分人口约有2.5亿，可以称为“半城镇化”人口。两者相加，5亿多人口如何市民化就成为中国城镇化中一个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从政策设计来看，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许多方面还有巨大差距。近年来的多份中央文件反复强调，要通过制定一系列城镇化政策，积极稳妥地推动农民继续进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推动农民、农民工与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理论、历史、现实及政策设计意图来看，城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一个“人”字，本质就是市民化。农民工与农民是城镇化过程中主要的行为主体，也是最重要的受益主体。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就是要让农民工与农民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能跟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就是农民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人是城镇化的逻辑起点，农民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本质与主要任务。围绕超大规模的城镇化，我们就应该在集约、节约用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的承载能力；应该加快发展各种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满足进城人口的各类就业需求；应该积极支持与发展各种租赁房、保障房，解决进城人口的安居问题；应该合理预测进城人口的规模与速度，有序、分类、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积极稳妥推进农民进城，保持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探寻城镇化偏离本源的原因 　　一是认识问题。对城镇化的概念、历史、现状以及对城镇化部署和政策认识不够或者认识有偏差。有的地方领导认为城镇化就是城镇建设，就是城镇投资，就是盖楼造房，就是让农民上楼，而且越快越好。 　　二是路径依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上到下，对城镇化的热情都非常高。各地形成了一些传统的模式或者叫路径。比如，东部沿海一些城市通过撤县建区、撤县建市等做法，扩大了城市面积；一些地方通过工业化引领，上了一批大项目，积累了财力，改进了城镇基础设施；一些地方通过大搞房地产，城区里高楼林立，体现了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当前，虽然热议“新型城镇化”，但行动上不少地方还是在按以往的轨道往前走。 　　三是对地方领导的考核评价机制。目前的考评主要是看地方政府有没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因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还需要通过各个地方来分解、承担。另外，城市面貌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可比性高、可视性强，容易为地方官员树立政绩。上级领导去一个城市考察，往往都在参观这个城市最宽阔的马路、最亮丽的街道、最气派的地标建筑，夸奖的主要就是这个城市的外在面貌。 　　四是本地户籍人口会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本地人口给当地政府施加或明或暗的压力，要求当地政府优先满足本地户籍人口在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种种需要，并对外来人口给予一定限制。 　　凝聚共识，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战略机遇之一。如果我们清晰地认清城镇化的逻辑起点，沿着正确的主线推动城镇化发展，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城镇化的综合效应、长期效应、全局效应，推动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形成人口转移有序、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良好、产业支撑有力、城镇形态合理、发展成果共享的城镇化发展新局面。 　　如果找不准城镇化发展的着力点、迷失了城镇化的主线，城镇化带来的将只是片面效应、短期效应、局部效应。这样的城镇化会过度消耗未来的资源，会积累城乡矛盾、积攒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会带来更加难以根治的各种“城市病”。从根本上看，跑偏了的城镇化将会损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大棋局”，贻误我国通往现代化的宝贵时机。 　　凝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共识，形成科学的城镇化发展观，这是当前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尤其是各个城市，要提高对城镇化科学内涵的认识。思想认识对头了，行动才可能正确。 　　第一，要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城镇化的规律，研究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条件，总结以往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要力求在掌握城镇化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第二，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要积极稳妥、适度推进城镇化。未来我国还将转移相当于半个欧盟或两个日本的农业人口，同时还要有序解决现有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镇化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城镇化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在发展速度上要适中。 　　第三，城镇化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要优先、着力解决好3000多万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家属的市民化问题，解决好“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要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妥善处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 　　第四，城镇化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要通过改革，在户籍、土地、社会保障、住房、投融资、设市体制方面有所突破，减少农民进城的阻力，增强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并通过发挥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效应、长期效应、全局效应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更好更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城镇化不等同于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增长，不是一味地扩大城市面积、大上工业项目、大搞房地产、大举拆迁。城镇化的关键内容是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是改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上要把握好。 　　第五，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取决于各个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平衡。要推进城镇化，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的省、市、县、镇之间，东部与中西部政府之间，人口输出地与流入地政府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新老市民之间，会有一系列资源分配与利益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城镇化是一场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的大变革。城镇化政策的要义在于找到能够撬动城镇化的杠杆支点，找到各方可以接受与包容的平衡点。

6. 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适应国内外的发展大势和新时期、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促进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为核心，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手段，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的历史过程。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省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选择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是我省不断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之源，是推动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加速器，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力引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河北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首先，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它将促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拉动消费增长的同时增加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的投资需求。我省最大的内需是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因为城镇化既能增加投资，又能拉动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 其次，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推进城镇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统筹城乡，必须把城市做大做强，把中心镇做大做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使农村富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推动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增加农民人均拥有资源量，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率，还可以提升城镇经济实力，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能力，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促进资源要素集约开发的着力点。一方面，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影响着工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积聚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影响着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带动区域发展，影响着区域结构优化；城镇化决定城乡一体化进程，影响着城乡结构完善。另一方面，城镇化是空间利用集约化最充分的体现，城镇化把资源要素聚集到一个载体，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放大功能。通过集约化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布局和形态，才能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才能有效地发挥城镇功能，也才能用较少的资源要素消耗，取得最大的效益。 最后，新型城镇化将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升级。新型城镇化将带来人力资源和信息知识聚集，促进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有利于提高资源集约利用，降低工业排放，实现低碳、绿色发展。 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省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我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建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7. 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改革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机制 城镇化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然而，一些地方存在的以征地和土地买卖先行带动城镇扩张的现象，往往脱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宗旨。2000年—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域面积由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4.01万平方公里，增长79%;同期城镇人口由45906万增加到66978万，增长45.9%。二者相比，土地城镇化增幅是城镇人口增幅的1.7倍。至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建设跟不上土地城镇化步伐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密度(单位面积产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长期滞后;不少城市空气、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严重。其实，土地不过是承担自然、产出、人力、社会资本运作的载体，其规模应根据满足人的需要和资本积聚的程度来定，而不能倒过来——先扩大载体规模再集聚资本、填充人力，变成为城镇化而造城、迁人。 当前，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如果不认真解决，就会产生城镇化方向走偏的风险。首先是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的风险。当前，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爆发式增长正在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现代城镇化必须依靠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如果依靠征地卖地支撑城镇化，凭借大片廉价土地吸引投资和劳动力，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就会陷入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和滋生城市经济泡沫的风险。其次是脱离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的风险。如果失地农民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一些人断了务农的路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就会增加落入拉美“城市化陷阱”的风险，背离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方向。还应看到，如果长期推行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将土地财政用过了头，就有可能累积地方债务风险，给改革发展带来隐患。 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政府主导型机制，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应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和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事权改革，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事权关系，以财力定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促进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 新阶段的城镇化需要政府积极引导 洪银兴 当前，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抓手和突破口。有一种观点认为，推进城镇化应依靠市场机制，政府不应介入。如果这种观点针对的是前一时期一些城镇建设中政府主导的大拆大建，是有参考意义的;但就现阶段城镇化所要担负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来说，则不能排除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 新阶段的城镇化应重点发展农村城镇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民创造的城镇化道路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当时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代表，在农村启动工业化的同时发展小城镇、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这种农民自发的城镇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走的是分散型道路。后来农民进城意义上的城镇化也是市场导向的，即所谓“百万民工大流动”。如果说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有政府导向，那主要是指设立各类开发区所推进的土地城镇化以及各级政府所进行的城市建设。 现在我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50%。过去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城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也转移了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但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与此同时，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出现了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涨等“城市病”。在此背景下推进城镇化，决不能重复以前的老路，而应赋予其新的内涵，特别应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城镇，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城镇化的作用。 以城镇化促进城市现代化。通过发展城镇，使偿付土地租金能力差的大量工业、普通住宅等从城市迁出进入城镇，为租金偿付能力强的金融、商务、公司总部及公共建筑等进入城市腾出空间。与此相适应，增强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就业吸纳、人口集聚功能，使其具有吸收城市产业和人口的能力。这种城市产业和人口向城镇转移意义上的城镇化，可以克服“城市病”;可以在提升城市经济价值的基础上，为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创造条件;可以优化城市中心业态，提高城市单位土地使用效益。 以城镇化带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以城镇化带动“三农”问题的解决。目前的城乡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城乡收入差距，还包括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差距等。在现阶段，最为紧迫而又有可能优先缩小的就是城乡居民居住和生活条件的差距。其基本路径是发展农村城镇，使其具有城市功能。首先，使城镇具有城市生活功能，让城镇周边的农民能就近享受城市生活。这样的城镇就成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性节点。相应的城镇建设包括：适宜人居的城市设施支撑体系，如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和能源供应;达到城市水平的文化、教育、医疗服务等设施;便捷通畅的交通、信息网络;等等。具有城市功能的城镇，不仅能留住农村的人力资本，还能吸引城市人来居住，为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各种支持。其次，使城镇具有城市的增长极功能。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市场中心，是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集聚地，也是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发展农村城镇，提高城镇的市场化水平和生产要素聚集能力，发展达到城市水平的金融、商业等服务，可以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间顺畅流动，增强城镇以及农业获取资源的能力。第三，使城镇具有带动新农村建设功能。根据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许多支持农村发展的公共设施只能建在城镇，通过城镇向周边农村辐射。相应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适当推行农民集中居住的村庄集中化。这有利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集中建设和供给，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8. 四川有几个 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

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2省62市镇入围。
2个省      江苏省、安徽省

3个计划单列市     宁波市、大连市、青岛市
7个省会城市        石家庄、长春、哈尔滨、武汉、长沙、广州和重庆主城九区

25个地级市（区、县）

    北京通州区、天津蓟县、吉林省吉林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牡丹江市、上海金山区、浙江嘉兴市、福建莆田市、江西鹰潭市、山东威海市、山东德州市、河南洛阳市、湖北孝感市、湖南株洲市、广东东莞市、广东惠州市、深圳市光明新区、广西柳州市、广西来宾市、四川泸州市、贵州安顺市、云南曲靖市、甘肃金昌市、青海海东市、宁夏固原市

25个县级市（区、县）   
    河北定州市、河北张北县、山西介休市、内蒙古扎兰屯市、辽宁海城市、吉林延吉市、浙江义乌市、福建晋江市、江西樟树市、山东郓城县、河南禹州市、河南新郑市、河南兰考县、湖北仙桃市、湖北宜城市、湖南资兴市、海南儋州市、四川阆中县、贵州都匀市、云南大理市、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陕西高陵县、青海格尔木市、新疆伊宁市、新疆阿拉尔市
  
2个建制镇  
浙江苍南县龙港镇、吉林安图县二道白河镇

其中四川有泸州市和阆中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