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割让与回归的历史

1. 香港割让与回归的历史

割让：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  。通过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
回归：
1982年至1984年，中英两国就落实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19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方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 。

扩展资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域范围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和周围的262个岛屿。陆地总面积为1106.34平方公里，其中港岛80.68平方公里，九龙46.94平方公里，新界978.7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为1648.69平方公里。
2015年年中，香港人口约为731万。其中大部分为华裔人口，非华裔人口占8.5%。居于香港的外籍人士中，人数较多的主要有：菲律宾籍18.08万人、印尼籍16.58万人。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015年香港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760人。
香港属亚热带气候区，但差不多有半年时间近似温带气候。冬季的温度可能跌至摄氏10度以下，夏季则往往回升至摄氏31度以上。雨量集中在5月至9月间，约占全年雨量的80%。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香港

2. 香港割让与回归的历史

新石器时代，香港已经有了人类活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中国秦朝派军平定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带纳入其领土，属番禺县管辖。由此开始，香港便置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明确成为那时的中原王朝领土（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此时起直至清朝，随着中原文明向南播迁，香港地区得以逐渐发展起来。[15]
汉朝香港隶属南海郡博罗县。

《粤大记》中的香港地名
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香港隶属东莞郡宝安县。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
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
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仍然隶属东莞县。
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迁至香港，促使香港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元朝时属江西行省，元朝时，在香港西南的屯门，在广州的外港的屯门又设巡检司，驻军，防止海盗入侵，拱卫广州地区。
明朝万历年间从东莞县划出部分地方成立新安县，为后来的香港地区。香港岛自此由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起，一直到清宣宗道光21年（公元18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为止，该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

香港宋王台
清朝于1662年派兵到新界，并命令乡民留辫。香港在清朝时，一直在对外通商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香港在地理上与广州唇齿相依，而广州是清朝对外开放的唯一商埠。[16]
在英国占领香港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岛上南部的赤柱、大潭笃和石排湾，东部的阿公岩、水井湾等，有一些渔民居住。其他黄泥涌、灯第洲、七姊妹等几处，则有一些小村湾，当时，岛上的居民约3000人[16]。英国人早年看中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直至19世纪后期清朝战败后，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使其成为英国殖民地。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3]。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原名称《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3]。

清政府被迫在英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3]。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17]），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3]。通过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17]
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日”[18]），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3]。
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香港被英国重新管治[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成为继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亚洲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

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1982年至1984年，中英两国就落实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19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方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19]。
1997年9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香港举行。这次年会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承办的首个大型国际会议，也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年会[20]。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香港股市经历极大波动。在中央政府坚定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对国际炒家予以反击，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成功击退炒家[20]。
2003年初春，香港暴发“非典”疫情。特区政府带领社会各界全力投入抗疫行动，持续数月的疫情终被控制。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将香港从“非典”疫区中除名[20]。
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中央政府随后推出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计划[20]。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仪式
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同意为在香港办理4类个人人民币业务（即存款、兑换、汇款及人民币银行卡）的香港银行提供清算安排。2004年2月，香港银行正式开办人民币业务[20]。
2004年6月初，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内地9省区和港澳特区“9+2”区域经济合作正式登场[20]。
2005年9月，香港迪士尼乐园开业迎客，这是全球第5个迪斯尼乐园[20]。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在香港成功举办[21]。
2009年12月，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在香港举行，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首次承办国际性综合赛事[21]。

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开幕式
2011年3月，中央公布“十二五”规划纲要，港澳部分首次单独成章。纲要指出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成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21]。

3. 香港被割让的历史

历史：
英国人早年看中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直至19世纪后期清朝战败后，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使其成为英国殖民地。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原名称《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7]  。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
通过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
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
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香港被英国重新管治。

扩展资料
香港回归：
1982年9月，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
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
1997年，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的主权交还给中国，但同时争取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
1985年5月27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了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前历时12年的过渡期。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2660票赞成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区第一届推选委员会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长官人选获中央政府委任后，董建华于1997年1月24日任命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
1997年2月20日，中央政府根据董建华的提名，任命特区第一届政府23名主要官员。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1997年7月1日零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香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香港回归

4. 香港被割让的历史

香港回归中国，经历的哪些事情？从林则徐到慈禧太后

5. 香港割让历史，回归的历程，回归之后的繁荣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战败，在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时称九龙司地方一区）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给英国管治。
在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230块大小岛屿总计975.1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给英国，并将租借地称为“新界”，租期为99年。从1898年7月1日开始，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从而占领香港全境。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谈判，中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全球经济放缓、非典疫情等一次次的冲击。但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体香港人发扬了百折不挠、愈挫愈强的“打拼”精神，顺利地度过一个个难关，并继续保持了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连续多年获国际著名评级机构和组织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被公认为全球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和最具发展活力、营商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扩展资料：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它成功地达致香港的顺利回归，洗雪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蒙受的耻辱，使祖国的统一大业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为国际上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创立了典范，是中国政府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重大贡献。
回归后的香港无疑成为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中介，直接承担着使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市场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形态结合起来，加速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在21世纪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任。
香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与中国内地及亚太其他地区关系密切，是亚洲最多国际公司设立地区办事处的城市，香港也是受旅客欢迎的旅游地点之一，也是举办国际会议及展览的热门地方。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北美洲与欧洲时差的桥梁，与内地和其他东南亚经济体系联系紧密，又与世界各地建立了良好的通讯网络，因此能够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2005年，香港是全球第十一大服务出口地。与服务贸易有关的主要行业包括旅游和旅游业、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运输服务、金融和银行服务及专业服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香港回归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香港

6. 香港被割让历史，回归历程，回归之后的繁荣景象

割让历史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原名称《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
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通过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
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
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 。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香港被英国重新管治。
回归历程
1982年至1984年，中英两国就落实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19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方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
回归后
1997年9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香港举行。这次年会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承办的首个大型国际会议，也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年会。
2004年6月初，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内地9省区和港澳特区“9+2”区域经济合作正式登场。
2005年9月，香港迪士尼乐园开业迎客，这是全球第5个迪斯尼乐园。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在香港成功举办。2009年12月，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在香港举行，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首次承办国际性综合赛事。
2011年3月，中央公布“十二五”规划纲要，港澳部分首次单独成章。纲要指出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成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扩展资料：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1997年间，香港曾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可享受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
香港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也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被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第三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香港

7. 香港被割让的历史，回归的过程，回归后的繁荣发展

　　日期： 1840年6月28日 - 1842年8月 。
　　地点： 中国 。
　　结果： 英国胜利 。
　　直接原因：虎门销烟
　　根本原因：英殖民主义为了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开辟殖民地市场，倾销英国工业品，掠夺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工业原料。
　　英国胜利以后的要求：1.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2.赔款2100万银元。3.割让香港岛。4.与英国协商关税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走私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民族英雄林则徐画像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他把鸦片集中于虎门的海滩，于高处筑起围栏，挖下长宽各15丈的两个大坑，灌入海水并倒进生石灰，待水沸腾后投下鸦片，使之彻底销毁）。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海军战舰16艘 ；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和陆军4000人（爱尔兰皇家陆军第十八团；苏格兰步兵第二十六团；步兵第四十九团）海军2~3千海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殖民主义军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殖民主义的尖兵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帝国主义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
　　法国侵略者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中华帝国顿时陷入半殖民地状态。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未受过如此巨大屈辱。

8. 香港割让历史和回归后的繁荣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