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的背景介绍

1. 新市民的背景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群体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是城市居民，但也与农民有着很大不同。由于在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上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不少农民工对于城市化的生活道路有着强烈的渴求，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又面临着诸多困难。最近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的变农民工为“新市民”的活动，让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城市化转变再次成为关注热点。新华网杭州10月3日电（记者裘立华）在拥有世界上最多流动劳动大军的中国，习以为常的“农民工”称谓正在逐渐被“新市民”所代替。 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目前中国浙江、广东等一些省份都在推广这一制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对务工者的意义完全不同，持“暂住证”时务工者几乎无法享受公共服务，而“居住证”则像绿卡，务工者可以享受在就业地的各种服务。由于制造业蓬勃发展，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人工荒”，供求关系的改变让“农民工”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力，农民工的地位迅速提高。在浙江绍兴工作多年的湖南籍务工者黄荣宝说，现在找工作完全不同了，以前老板挑三拣四，现在不一样，轮到我们挑三拣四，先问老板宿舍有没有卫生间，如果没有，那你应该扭头就走；如果有，那应该再问有没有电扇，如果你有好的技术，甚至要求企业给你的宿舍装空调。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务工者住上了公寓。拥有1000多万农民工的江苏省，在农民工集中的苏州、无锡等地，已建起了一批供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安居工程”。苏州有70%以上的农民工住在政府花钱盖的公寓，无锡市投资10亿元兴建了5200多个农民工集中居住区（点），集中居住的农民工达50%。江苏省一项对300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7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享受了“市民待遇”，75%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提高。据上海市总工会统计，目前上海的从业人员超过800多万人，其中农民工超过400万。上海市总工会从2004年起加快农民工的工会组建工作。到目前100多万名农民工成为工会会员，约占农民工的1/4。在中国，过去许多人把农民工叫做“打工仔”、“外来妹”，但现在更多的人称农民工为“杭州新市民”、“新绍兴人”等。与此同时，许多过去的农民工成了企业的管理者，还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现年29岁的李时梅是中国鞋业龙头企业温州康奈集团的一名普通员工，同时她也是温州市鹿城区的人大代表，这个身份使得她能够在当地参政议政。“我原来工作的地方治安很差，去年我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政府加强社会治安，没想到当地政府马上有了反应，一个月后街上随时可以看见巡逻的警察，我下班再也不需要老公护送了，我没想到外来务工者也能拥有这样的力量。”李时梅笑着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从“农民工”到“新市民”，这不光是称谓的改变，而是社会态度的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包含制度歧视和社会歧视两方面，现在从称谓上有了改变，农民工从最初被排斥、被歧视，到现在逐步被认可、被接纳，并融入当地社会。

2. 上海复旦大家王家明 简历

搜简历，重要人物可以去他所在单位的官网上面找，有详细介绍。一些公众人物可以去百度百科找。百度问问的话，回答是禁止透露别人的隐私，所以如果一些没有公开的人物，还是不要在这里搜，不会有答案。换位思考，如果你的信息被透露，你也不好受吧。

3. 《令人汗颜的绿色通道》读后感 急用

《令人汗颜的绿色通道》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在世博会中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绿色通道是专门为残疾人、老人和婴儿准备的通道。有些不具备条件的人也随意占用绿色通道。

    现在生活中有很多不文明的事情，有的人随地乱扔垃圾，随地吐啖，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上公共汽车时拥挤等等。我也有过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有次我去上作文班回来的时候，不想走地下通道，嫌累和麻烦，我就横穿马路，这就是一个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很容易让自己和别人受到伤害，其实有做一个文明的人一点也不难，只要我们不嫌麻烦，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交通事故就会大量减少，这样既保护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保护了别人的生命。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一定要讲文明，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的慢慢进步，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

4. 火星文的来源

5. 谁能提供上面这段文

　　昨晚7时，一艘载着30米×8米巨型电视屏幕的轮船缓缓行驶在黄浦江外滩地区时，立刻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但“有人欢喜有人厌”，虽然已经在黄金周进行过试航，但昨晚“浦江第一电视移动广告船”的正式首航，还是被部分市民和游客指责造成了光污染，过


　　于浓重的商业气息也被认为影响了外滩的人文氛围。

　　黄金周期间，市民陈小姐陪着外地来沪游玩的朋友及家人前往滨江大道欣赏外滩夜景，当天恰巧遇到了试航的巨型广告船。“当时觉得江上射过来的光线非常刺眼，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巨型的电视屏幕，再细看才发现这个屏幕装在一艘轮船上，缓缓沿着江面由北往南行驶。”

　　昨晚7时，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在外滩附近看到了这艘巨大的电视广告船，缓缓行驶在距离岸边50米左右的江中，船上的巨大屏幕不断变换播放着各类商业广告。

　　据船主Seven Media公司透露，这艘船长约50米，高约8.3米，其中电视屏幕长达30米、高8米，由924个LED模块组成，一共240平方米，比半个标准篮球场还要大出30平方米，可视距离最大达1500米。从昨晚开始，它将在每天下午2时至晚上10时往返于卢浦与杨浦大桥之间，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每日环行24圈。

　　陈小姐认为，由于广告船非常靠近江岸，刺眼而闪烁的光线使得她和朋友都没有心情再欣赏其他景致，“这绝对称得上是光污染了。”

　　陈小姐表示，与她同行中一位50多岁的老人在游览中受不了刺眼强光，被迫换到背朝黄浦江的座椅上休息。

　　不过，电视广告船绘声绘影的新形式，也得到了一部分市民和游客的赞同。同样在黄金周期间见过此船的臧小姐就表示，广告船“惹眼”、“好看”。“船开过的时候，光芒盖过了旁边的游船，也算是黄浦江上的一道风景。”臧小姐说。

　　焦点一：是否造成光污染？

　　专家：让人不适就是光污染

　　“这个大屏幕的面积太大了，而且屏幕要强调表面亮度，因此很难控制光对人产生的影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有关专家指出。

　　据了解，国际上一般把光污染分成3类，即白亮污染、人工白昼和彩光污染。而目前我国只对白亮污染中的玻璃幕墙有相关规定，但对人工白昼和彩光污染目前还没有相关规定。

　　“其实人眼对彩光也是很敏感的。”华东理工大学物理系教授余维解释说，人眼对绿光最为敏感。“有时候低强度的绿光带给人眼的感觉，要换成很高强度的红光才能达到。”余维表示，当LED显示屏用相同频率播放不同广告时，部分广告可能会给人刺眼的感觉，造成游客情绪、心理上的不适，这应该属于光污染。

　　他同时表示，光能否给人带来舒适的感觉，也和播放时周围的环境相关。“和白天相比，人的瞳孔在晚上放得比较大，所以即使光的强度和白天相同，但在晚上就可能让人感到不适。”

　　而昨晚在浦江岸边观看首航的SevenMedia公司职员也承认，播放部分广告时显示屏亮度过高。“看来我们确实需要作一些调试。”

　　焦点二：是否破坏景区环境？

　　游客：商业味过浓真是煞风景

　　“它行驶的速度比游船慢，我看到的时候正播放着西门子洗衣机的广告和化妆品的广告，真是煞风景，我想不看都不行。”陈小姐抱怨说，外滩原本就是让游客观景、让市民休闲的景区，如此巨型的广告船使得整个景区环境遭到破坏，商业气息变得浓重。

　　SevenMedia公司则表示，LED广告船上不仅会播出知名品牌的商业广告，也会滚动播出宣传上海形象的宣传片、公益广告片等。广告船的概念在户外广告的历史上是一种创新。目前，上海的户外广告还集中于灯箱、大型广告牌上，静止的表现形态和电视、网络这类声形俱备的媒体比较起来也很难与消费者达成互动，所以移动电视广告船让“可移动的电视媒体”的概念有了更大空间的延伸。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移动广告船是个创意，但是这样的户外广告应当进一步规范。目前大量的楼宇广告、户外广告侵蚀了市民的公共空间。于海表示，虽然电视节目中也有广告，但是观众可以通过换台的方式来避免看广告。而很多楼宇广告、户外广告没有赋予公众进行选择的权力，只能被动地接受。有关部门应当对户外广告的发布作出相应的限制，通过对户外广告的规范来保障公众的权利。

　　◇延伸：车身船身广告没有法律约束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调查发现，在黄浦江上，曾经也有过多种形式的广告船出现，但出现巨型的电子广告船尚属首次。SevenMedia公司称，他们运营着目前唯一获得正规营运权的广告船。

　　“我们目前只对固定的户外广告设置进行管理。”昨天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致电上海市市容局景观管理处，管理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目前如车身、船身上的流动广告管理还是个空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约束。

　　据了解，上海市设立固定户外广告设置需要通过规划、市容和工商三个部门的审批。规划部门负责确定地块用途，市容部门针对环境提出设立方式，工商部门则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批。“但是船上、车上的移动广告现在没法管理。”工作人员坦承，由于移动户外广告目前没有明确法律法规，设立流动广告暂时不需要进行审批，三部门执法也无法可依。

　　◇回顾：浦江景区曾大动作清除商业广告牌

　　今年5月，浦江两岸19处共35块户外大型广告设施被拆除。

　　据介绍，浦东沿江1.5公里、浦西沿江1公里处，共设立了35块大型广告牌，大部分在100平方米以上，其中最大的800平方米。这些广告牌大多设置于上世纪90年代初，设施的安全性和技术含量都明显存在缺陷，而且广告本身陈旧、单一，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

　　其实，此番大动作之前，外滩已经有部分广告牌被拆除了，比如原来黄浦公园入口处顶上的“富士胶卷”广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字样的灯饰，“可口可乐”、“柯达胶卷”等知名广告均被移除。不仅大幅广告牌没有了，原来人行过街地道入口处的商业广告，也已都被清除。

　　据悉，该次整治根据《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清理浦江两岸基本到了或者超过管理部门审批期限的广告，对于部分还没有到期的广告，将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此次清理范围内的浦江两岸，今后将被列为风景区，原则上不再允许设立广告，而且也没有设立公益广告的计划。

6. 50、60岁“准老年人”发挥余热咋这么难？？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第一集，讲的就是刚退休的老人不愿赋闲在家，希望发挥余热的故事。呈现在影视作品中，这是温馨又幽默的情节。然而，现实中面临同样问题的老人，却往往感到郁闷和无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总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308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6.7%，比去年增加了886万。随着中国步入老龄社会，养老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近年来，政府下大力气改善“老有所养”的状况，但对“老有所为”却着墨不多。社会上还有这样一批老年人或者说“准老年人”——他们五六十岁，有的是技术工人，有的属高知群体，即将或刚刚退休，一些人经验丰富、技术高超、身体尚可，还想为社会做点什么，却遇到诸多问题。他们的心态如何？为什么退休后想再找事做不容易？用好这部分宝贵的人力资源，未来还应做哪些方面的改善？
“下午太阳”的烦恼

我国老人半数以上属“低龄”，有人仍具备工作的条件和意愿
“我觉得自己还不老呢，怎么也能算下午的太阳。”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张爱华曾在央企做财务工作，55岁正式退休。刚退下来那几天，张爱华觉得每天买菜遛弯比上班轻松不少。但渐渐地，她开始心情抑郁，“父母身体硬朗，不需要我每天看护；孩子还没结婚，不存在照顾下一代的问题，我在家也是闲着。早晨出门看到匆匆赶路的上班族，心里还挺失落的。这一退休，真的就老了、不适合再工作了吗？”
“别说已经退休的，我还没退呢，就开始有危机感了。”张爱华的邻居方兰也加入了讨论，“我在一所高中当体育老师，按规定明年退休。本来对工作不算特别热爱，但即将离开职场时，反而舍不得，还想再干几年。”
这并非个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到了退休年龄。他们有的50多岁，有的60岁出头，既有专业技工等蓝领，也不乏高级知识分子等白领。那么，退休是不是开始变老的分水岭？
根据全国老龄办2016年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5年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总数的56.1％，70—79岁的中龄老年人口占30％，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仅占13.9％。
低龄老人又被称为“准老年人”。考虑到现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五六十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老”。“以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因为在古代的生活条件下，70岁的老人非常稀有。但随着科技、医疗水平的进步，我国居民平均寿命增长了很多。以上海为例，如今男性平均寿命接近80岁，女性则超过80岁，古稀老人并不罕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总体来看，我国居民不足55岁的平均退休年龄不算高，有人感觉自己“还没老就退了”属于正常现象。
对很多工作岗位而言，五六十岁的员工正处于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融合的黄金期，“赋闲”实在可惜。“经验对于教师、医生等职业很重要，就连机器人都很难取代需要经验积累的复杂劳动。有些工作并不是越年轻做得越好。比如说，四五十岁的护士比年轻护士更令人放心。”于海表示。

对正在“变老”的社会来说，合理开发老人再就业市场，能弥补人口红利消退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于海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充分、合理利用优质人力资源。很多从业者年龄渐长但经验老到，工作质量不降反升，他们不仅不会拖后腿，反而可以是新动能。
从老人自身角度出发，如果有意愿继续工作，那么“退休不退岗”能让生活更充实、更有归属感。张爱华之所以郁闷，就是因为无法再实现社会价值，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同时，老人退休后工资变少，再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发挥“余热”为啥这么难
政策支撑不足，缺乏专业机构，社会仍存偏见
为更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我国已开始逐步实施一系列政策。然而，退了休想找份差事并不容易。“各种报纸、网站上的招聘信息五花八门，基本是年轻人的天下。老年大学都是兴趣班，没啥职业培训。我又不是医生之类的‘技术流’，很难找到对口工作。”退休前在事业单位做文职工作的李斌无奈地说：“对于再找活儿干，我真是有劲没处使。老伴儿和孩子不理解，都嫌我瞎折腾。”
方兰在即将退休的当口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语文、数学等高考必考科目的老师，不愁找不到民办学校、教辅机构。我认识的几位大学教授和外企高管，退休后也在各自的领域照样活跃。反而是我这样专业技能有限的难找下家。好不容易有几个机构抛出橄榄枝了，看着又不靠谱，怕上当受骗。”
为啥退休人员“有心有力”再工作，却摸不着门儿？专家分析，这是制度、管理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所致。
制度上，政策支撑和保障不足。现有的改善养老机构、开办老年大学等政策措施，更多着眼于老年人的“养”，而非“用”。于海举例，日本一流大学经常为退休人员专门开设课程。相比之下，我国的老年大学更像社区组织，课程内容也以书法、绘画、音乐等为主，几乎与就业市场脱节，老人们无法将兴趣与就业机会结合起来。

管理上，缺乏规范的中介机构和严格的监管。中国传媒大学公共管理系讲师郭海英认为，除了专业知识要求高的职业以外，市场不乏适合老人工作的普通岗位，但老人本身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如果没有机构针对退休人群特点搭建便捷的平台，就会出现供需双方互相找不到的双向障碍。有些企业为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无人可用”而苦恼，却没想到或没办法开发退休人群这一“自家后院的宝藏”，无形中浪费了资源。此外，监管不力、鱼龙混杂的就业市场很难取信于人，也不利于老人维护劳动权利。
文化上，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可能对老人造成心理压力。于海指出，国内的部分就业文化对老人不算友好。例如，不少国外航班的乘务员年龄偏大，但国内航空公司大多还是雇佣“空姐”“空少”，存在年龄歧视。舆论方面，日本老人退休后再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无论是当大巴司机还是售票员，人们都习以为常。相比之下，国内对这一现象的包容度有待提高。有时亲人的不理解，朋友、邻里的猜测，也可能让老人对退休后再去工作望而却步。
退休亦有所为，鼓励实现多重人生价值
畅通对接渠道，完善市场机制，尊重个人选择
老人面临退休危机，但“危”中有“机”。未来，应该如何帮助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退休人员延长职业生涯？
国家政策要更加细化。专家表示，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我们早，相应的政策调整已经到位，值得我们借鉴。过几年我国面临的“准老年人”就业问题将更严峻，应当提前做好准备，调整目前不利于退休人员再工作的政策，鼓励一些行业吸纳有技能的退休人员。同时完善规章制度，消除部分行业的年龄歧视。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差异性、特殊性，实行弹性、灵活的再就业制度。此外，要在市场化调节基础上做好劳动保障，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对老人每天或每周的工作时间进行限制。
市场机制要更加完善。应建立规范的退休人员再就业平台，系统开展职业培训、社会招聘、劳动保障等工作，并实施严格监管。郭海英认为，中介机构要实现双向对接，一方面让企业了解退休人员的优势，如人力成本低于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同时经验更丰富；另一方面也告诉有意愿的退休人员怎么找到有需求、可信赖的正规企业，以及如何适应企业要求等。
大众心态要更加包容。“我们都会老去，总有一天也将面临退休，希望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身边想继续工作的老人。是否再工作只是个人选择，应该尊重。此外，退休人员再工作会导致年轻人就业机会减少的看法是片面的。很多时候，老年人和年轻人从事的工作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郭海英表示。
实际上，百姓社区可以在“老有所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退休是人生的重要节点。退了休比以前有更多的时间，又不知该怎么打发，容易陷入焦虑。社区应该帮助他们找到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方式，例如开设培训班、定期举行讲座等。让医疗、护理等工作进社区，形成多极覆盖的服务网络。”于海说。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持续上升，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实，老年人的年龄层次、身体状况千差万别，有助老意愿的老年人数量也很可观。2015年，有45.6%的老人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总规模突破一亿人，高达72.9%的老年人愿意帮助社区有困难的老人。专家建议，一些经过培训就能上岗、强度不大的护理、服务类工作，可以鼓励老人来做，实现“以老助老”，既能减轻照护负担，又能提供就业机会。
“十三五”时期，我国仍处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有关政策强调“要让国民有保障有尊严地步入老年”，而社会价值的实现正是保障和尊严的一部分。“老有所养”，养的应该是质量；“老有所乐”，乐的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工作。当你老了，还能“老有所为”，无论是什么时候的“太阳”，只要愿意，就能继续发光发热。

7. 个人信息被人恶意公布在网上，被骚扰，有哪些途径可以解决

民法学专家傅鼎生教授指出，擅自在网上发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侵犯了他人人身权中的隐私权；通过发短信、打匿名电话等方式向他人传递含和威胁性质信息的行为干涉他人的私人生活，侵犯了人身权中的宁居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侵害他人的人身权确实造成他人损害的、造成对方精神痛苦的，加害人需对被害人进行一定的精神赔偿，赔偿金额视各地的具体规定而定，如在上海，一般情况下，赔偿金额最高可达5万元人民币。傅鼎生教授则认为如果网络中大量出现此类事件，那么推行网络实名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这只是个别现象，那么实名制有可能会损害人们在网络中的虚拟要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目前整个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的数量和流动量剧增的同时，个人信息也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

8. 于海的个人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指挥。出生于山东日照，1970年考入解放军军乐团，1978年初随著名指挥家、教育家黄飞立教授学习指挥,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李华德教授。1990年至2011年7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员、指挥、乐队队长、副团长、团长。现任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指挥解放军军乐团及中国交响乐团、中央乐团交响乐队、中央广播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山东省交响乐团、湖南省交响乐团、浙江省交响乐团、澳大利亚国家军乐团、美国陆军军乐团等著名乐团举办音乐会千余场。其指挥艺术深受观众喜爱，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赞誉。媒体评价他的指挥“朴实大方，适度严谨，刚柔相济，他的指挥棒运行的点和线之间闪烁着生命的活力与光彩”。于海的艺术生涯常与国家重大庆典活动连在一起，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元首的接见和赞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政协开闭幕式及各种国家庆典活动中经常有他指挥解放军军乐团的身影。1999年担任国庆50周年庆祝活动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2008年在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上,指挥解放军军乐团圆满完成礼仪音乐的演奏任务。200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建国60周年的盛大庆祝活动中担任1500人联合军乐团团长，并担任由联合军乐团、联合合唱团及民族打击乐团组成的4000多人演出团队的总指挥和艺术总监。被《音乐周报》评选为2009中国音乐年度人物。2011年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德艺双馨的名师名家”。2004年作为主要发起人，组织成立了中国音协管乐学会并被推选为首任主席。多年来，一直担任解放军艺术系列（音乐专业）资格评审执委、副主任，担任许多全国性音乐比赛的评委，多次赴国外担任国际管乐大赛评委，2010年被教育部聘为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还应聘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十余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发起并成功策划了南昌国际军乐节、上海管乐节、中国青岛青少年管乐夏令营等大型活动并担任艺术总监，他还经常带队在全国各地的部队、学校、机关、厂矿演出，举办音乐普及讲座，受到热烈欢迎。于海曾出访许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演出活动。多次与国内外著名音乐家合作演出。指挥录制了数十种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音乐专辑。是唯一指挥国家级交响乐团、国家级民乐团和国家级军乐团录制出版了唱片的音乐家。现任职务/职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副军职）、国家一级指挥、中国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指挥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会长。在2013年2月1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通过为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获得的主要荣誉： 1999年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 当选第四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文革中的1967年，父亲工资冻结，母亲在家庭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用当时足以让全家生活十多天的两元钱为我买了一支“高档”竹笛。那一天我记忆犹新！没有那一天，恐怕也没有我的音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