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有哪些不同

1. 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有哪些不同

　　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有以下不同：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时 (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 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 神宗申明：“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 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 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 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 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 
　　

2. 王安石与张居正，相比之下谁主导的变法要更成功一些？

在宋朝中后期和明朝中后期，国家的国力开始不断衰退，与巅峰的时候相比差了很多，因此，当时很多的官员开始探索救国图强的改革。而宋朝的代表人物是王安石，明朝的代表人物是张居正，但是两个人的改革到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相比于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变法更加成功，因为张居正的变法更加成熟，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一、变法的成熟度王安石的变法都是集中在经济上面的变法，但是忽略了对官员制度的改革，上梁不正下梁歪，经济的起色无法掩盖住官员的腐败。而张居正的变法更加成熟，张居正不仅仅对经济进行改革，而且对官员也进行了大改革，减少了很多官员腐败的现象。官吏的风气不整顿，即使是经济有了发展，最后去钱财也是落入一些贪官污吏的口袋，真正进入国库和老百姓的钱财却少之又少。因此，有了王安石失败的经验，张居正就对王安石的做法更加完善，也更加的成熟，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比王安石要好。
二、张居正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王安石一开始变法之所以能够实施，是因为得到了帝王的信任，但是在逐渐变法的过程当中，变法的弊端开始显露，王安石也慢慢变得众叛亲离，连帝王的信任也没有了，最后失败收场，王安石也被削职了。但是张居正不仅仅得到了帝王的信任，而且还有百官的支持，虽然张居正的变法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张居正注重官员的培养，因此，在朝中支持的人也比较多，社会也愈发进步，只是张居正死后，变法缺少主心骨，导致失败而已。
张居正的变法是要比王安石的变法要更加成功的，对当时的社会和国家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比较大，因为张居正的变法更加全面，针对的面比较多，因此也更加成熟，而且张居正擅长利用一些政治武器，把变法成为一项国策，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因此，张居正要更加成功。

3. 王安石和张居正，为什么改革一个失败一个成功

1、王安石动静太大，张居正动静小得多，王安石改革涉及的方面多，涉及的也很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举等都涉及到了，很多方法非常超前，比如国营、银行的做法等等；而张居正主要是行政和税收上的改革，甚至历史上没有把张居正的措施看做是改革。两者的改革不是一个层面的。所以，一来王安石的变法对干部的要求要高得多，二来反对的阻力也大得多，三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概率也高得多，四来，王安石变法对利益集团触动更大更多。
 
2、此外，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后来神宗有所反悔；张居正本人基本掌控者政府，当时皇帝还小，太后不太懂政事，基本让张居正全权负责。北宋门阀力量相对于明朝太强大，明朝贵族力量基本可以忽略，文官也没有形成门阀，所以面对的阻力小很多。

4. 王安石，张居正变法为什么失败

首先来讲，张居正的改革不算失败，只是在其死后得不到贯彻执行罢了。
至于两种改革产生不同结局的原因有两点：
1、王安石动静太大,张居正动静小得多,王安石改革涉及的方面多,涉及的也很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举等都涉及到了,很多方法非常超前,比如国营、银行的做法等等；而张居正主要是行政和税收上的改革,甚至历史上没有把张居正的措施看做是改革.两者的改革不是一个层面的.所以,一来王安石的变法对干部的要求要高得多,二来反对的阻力也大得多,三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概率也高得多,四来,王安石变法对利益集团触动更大更多.

2、此外,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后来神宗有所反悔；张居正本人基本掌控者政府,当时皇帝还小,太后不太懂政事,基本让张居正全权负责.北宋门阀力量相对于明朝太强大,明朝贵族力量基本可以忽略,文官也没有形成门阀,所以面对的阻力小很多.

5. 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前者可以获得成功而后两者都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说张居正的改革不算失败吧，只是在他死后得不到贯彻执行。
说两个充分非必要原因：
1、战国时期时期，改革对一个君主来说是一个比较潮的事，不只秦国，各国都有各式各样的变法，如果你不变法，那才out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变法其实是符合统/治/者的诉求的。而这个现象在根子上是百家争鸣的思想形态的一种体现。到了秦之后，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就了国人的思/想禁/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独尊儒术不仅禁锢了被统/治/者的思想，也禁锢了统/治者的思想。所以改革变成了一个禁区，不仅不潮而且还有点忌讳，不符合统/治/者的诉求，自然也就得不到恒久的支持，自然也就只能虎头蛇尾了。你说那为什么同时期其他六国为什么也失败，我觉得不能说有一个相对好的实验室就一定能搞出牛b的发明吧，只能是说几率大很多。
2、春秋到战国这么长时间的割据混战，使得统治阶层具有更强的危机意识，因此只要符合国/家/利/益的，哪怕变法会损害到权/贵/阶/层，统/治者依然一往无前，而且可以做到前赴后继，因为活下去才是硬道理。而大一统国家（北宋姑且也算吧，人家毕竟尽力了）其实相对缺乏危机意识，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下都是我的，退路太多了，女人有一哭二闹三上吊，我们有赔钱割地加偏安。没事整天担心灭不灭亡干啥，享受既得利益才是硬道理。所以即使偶尔出几个愣头青想名垂千史的，也保不准他的子孙不想这么累。而变法最怕的就是无法持续地执行下去，恰好大一统时代的变法，往往都是后继无人（皇帝死了或变法者死了）

6. 高中历史 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的步骤有哪些创新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忽略了吏治改革.一开始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7. 归纳王安石与张居正改革的切入点有何不同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8. 王安石变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方式？

北宋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具体内容：
一、机构改革
　　制置三司条例司 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市易法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二、改革税赋
　　方田均税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均输法 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三、新修水利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四、军队改革
　　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 一、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二、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　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五、改革科举
　　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　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