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镛的介绍

1. 陈焕镛的介绍

陈焕镛（1890 07.12 - 1971 01.18），著名植物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祖籍广东新会，1890年6月6日生于香港。191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森林系，获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71年1月18日逝世。

2. 陈焕镛的陈焕镛简历

1890年农历6月6日　出生于香港。1913—1919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获林学硕士学位。1919年　回国赴海南五指山采集。1920—1921年　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1921—1927年　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1927—1954年　任中山大学教授、植物研究室主任，并曾先后兼任植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29—1954年　任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1936—1954年　兼任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所长、森林学系教授、系主任。1954—1971年　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71年1月18日　逝世于广州。

3. 陈焕镛的陈焕镛论著

1　Chun Woon－Young．Chinese Econmic Tree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2．2　Chun Woon－Young．Chinese Pines compared with the Japanese Pines cultivated in China．Nanjing：Science Press of China，1922．3　Chun Woon－Young．Preliminary Notes to the study of the Lauraceae of China．Contr Biol Lab Sci Soc China，1925（1）：1—69．4　Chun Woon－Young，Hu Hsen－Hsu．Icones Plantarum Sinicarum vol．1—5．Fan Mem Inst Biol，1927—37．5　Chun Woon－Young．Studies in Betulaceae．Sci Jour Sun Yatsen Univ，1928（1）：83—104．6　Chun Woon－Young．Studies in Juglandaceae．Sci Jour Sun Yatsen Univ．1928（1）：27—72．7　Chun Woon－Young．A record of the Genus Ormosiain Kwangtung．Sci Jour Sun Yatsen Univ，1930（2）：43—58．8　Chun Woon－Young．Contributions to the Flora of Kwangtung and South－eastern China．Sunyatsenia．1934（1）：209—316．9　Chun Woon－Young．Additions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Hainan Flora．Sunyatsenia，1934（2）：23—48，203—344，1940（5）：1—200．10　Chun Woon－Young．Additions to the Flora of Kwangtung and South－eastern China．Sunyatsenia，1940（4）：169—271．11　Chun Woon－Young．A new Genus in the Chinese Flora．Sunyatsenia，1946（6）：195—198．12　Chun Woon－Young．Gesneriacearum Plantae Novae．Sunyatsenia．1946（6）：271—304．13　Chun Woon－Young．New and Noteworthy Chinese Fagaceae．Jour Arn Arb，1947（28）：230—244．14　陈焕镛．华南植物志资料——樟科楠属新种．植物分类学报，1953（2）：167—172．15　陈焕镛．绣球亚科资料的研究．植物分类学报，1954（3）：101—206．16　Chun Woon－Young，Kuang Ko－Zen．Genus noveum Pinacearum ex Sinaaustrali et Occidenta1i．Бот．жур，1958（43）：464—476．17　陈焕镛．海南植物志资料．植物分类学报，1958（7）：1—90．18　陈焕镛．海南植物志资料（一）、（二）．植物分类学报，1963（8）：259—286，341—357．19　陈焕镛．中国木兰科新属新种．植物分类学报，1963（8）：281—286．20　陈焕镛主编．海南植物志1—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1965．

4. 陈焕镛的他人评价

“他不是一个好父亲”（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陈都女士的访谈整理。陈焕镛院士的女儿陈都女士现就职于某国际保险公司）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优秀的植物学家，但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的时间、精力都投到了研究中，好像很少有空来管过我跟哥哥。也许我爸爸心底还是爱我的，只是他实在没有时间来表露，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散步，刚下过雨，我穿着雨鞋，路旁有很深的草，还有积水，我爸一定要让我把雨鞋倒过来抖一抖再穿，我偏不听，当时他很生气。后来我才明白，爸爸在野外采集标本时，雨鞋里经常会爬进蛇、虫子什么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爸爸当时的心情。我爸几乎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大大小小都是我妈妈一人操持。我妈原是父亲家里的工人，我大妈（爸爸的第一个妻子唐直珍，听长辈说大妈是富家小姐，跟父亲还算门当户对）过世后，我妈就跟我爸结了婚。我妈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一直站在爸爸背后打理家中的一切，从来没让我爸操过心，我爸才可能潜心搞研究。我的童年是苦难的，从懂事之日起，就开始担惊受怕。因为我爸是“文化汉奸”、“里通外国”，所以没有人敢跟我同桌，没有人敢跟我说话。长大了，我都一直把那段苦难的岁月压得紧紧的，不想跟任何人提起，我试着忘记它。原来我被压抑得非常内向，不爱跟人说话，我很乐观积极。我在研究所工作了18年，别人介绍我时都说“这位是陈老的女儿”。好像再多的努力与汗水都难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只有选择离开父亲的光环。后来我到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如今已有六年了，我觉得很满意，做得也很开心。父亲给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学会自立”。“他是一个特别专的人”（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张宏达教授的访谈整理。张宏达，中山大学教授，1914年出生，193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曾在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担任陈焕镛的助手）1939年是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年，陈老担任我们植物系的系主任。他是一个特别“专”的人，大多数时间在标本室里搞研究，对在学术上特别认真、特别投入的学生常常刮目相看。他定下了许多新种和新属，从不急于发表，经常反复推敲求证，以观光木属为例，从发现到正式发表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写作学术论文，必每字每句反复斟酌，有疑难处，必博考群书，方才命笔。每写成一篇论文经三四稿，甚至五次六次修改，然后定稿，从不草率行事。有一次，我发现了属于“金缕梅”下面的一个新属，而且那是我第一次搞研究，我很激动地找到陈老，他很兴奋地拍着我肩膀说：“你真走运！”因为那个标本陈老用过，但陈老自己也没有发现。我想跟陈老一起发表这个新属，陈老说：“你发现的，当然你发表！”后来在论文中我便将此新属命名为“陈氏木”，以表达我对陈老的尊敬。陈老很关心所里的员工，他经常请我们出去吃饭，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他其实是个很风趣的人，只是搞起研究来，就很少说话。

5. 陈焕镛的轶事逸闻

 陈焕镛对庭院设计、园艺和植物栽培等方面也有深邃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广西农学院院长孙仲逸，将农学院科学馆前原林学系的苗圃拨给该所。陈焕镛老师锐意经营，每日雇请临时工数十人，亲自指挥，严寒酷暑，风雨无间，栽植花圃树木，亲自开辟桂林植物园。

6. 陈焕镛的显著贡献

陈焕镛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毕生工作勤奋，治学严谨，对我国植物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国内外专刊上发表过许多论文。早在1922—1925年间就曾先后发表和出版《中国经济树木学》、《栽培在我国的中国松与日本松之比较》、《浙江树木二新种》和《我国樟科之初步研究》等专著和学术论文。后来又和胡先骕合作编著《中国植物图谱》（共五卷），是早期我国学者用现代植物分类方法研究中国植物的主要文献。他在对华南植物进行广博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不下50余篇（册），发表的新种在百种以上，发表的新属在10个以上，其中如世玮苣苔属（Tengia Chun）、任豆属（Zenia Chun）、银杉属（Cathaya Chun et Kuang）和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 Chun）等为世界各国学者普遍承认，尤以后两属之发现，在植物分类学上具有重大意义。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是一种极罕有的孑遗裸子植物，被称为“活化石”。它在地球上其他地区早已灭绝，唯独生存于我国局部山区。这种濒危珍稀植物的发现，不但在植物系统分类学上，而且对了解地球历史，特别是气候的变化与冰川的进退及其覆盖地区都很有科学意义。陈焕镛和匡可任合著的论文《中国西南地区松科新属——银杉属》一经发表，即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少学者来华访问都以一睹银杉为幸事。1958年陈焕镛访问苏联时，苏联《植物学杂志》曾在首页位置发表这篇文章以示对他的尊重。华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领导下编著出版了《广州植物志》（侯宽昭主编），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接着又由陈焕镛主编出版了一部有450万字分为四卷的《海南植物志》，这部专著积累了他数十年的劳动和心血，从1919年到海南采集后，他就下决心要摸清岛上的植物种类。他生动地比喻说：“植物志是植物的户口册，有了它人们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植物，把它们派上用场。”继两部地方植物志之后，陈焕镛又与钱崇澍合作主编《中国植物志》。该志是一部包含有80卷125册、有重要学术和实用意义的巨著，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之一。陈焕镛一生发表过许多重要著作，每一篇论文都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晶。他观察敏锐，思路清晰，在植物分类上有不少重要的发现，但这些发现他都是经过广泛深入研究和慎重考虑之后才予以发表，否则不轻易公诸书刊。探究某分类群之可否成立，他尤为审慎，例如银杉，就外部形态而言，他早已鉴别为新属，但为了探讨部分器官之解剖学特征，求得较深入而完备的材料，曾推迟两年多才发表。观光木属和任豆属，从新植物之发现至文章发表，曾经历了10余年时间，在此期间多次到野外调查，收集和核实材料。从事科学研究，他总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每篇论文写成，必反复推敲，往往数易其稿；凡做专科必先广泛收集资料，特别是原始记载和模式标本（包括模式标本照片、临摹图及标本碎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科学上也深深打下烙印。中国人研究本国植物往往要从散见于各国的各种文字书刊中搜集文献，要到外国博物馆、标本馆参考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为了祖国的植物学事业，陈焕镛曾在赴英国邱园工作期间，拍摄了大量的中国模式标本照片，成为研究中国植物的珍贵材料。他除精通英语外，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均通晓，而对拉丁语造诣尤深，这是他经年累月勤奋学习的结果。为帮助我国青年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学习拉丁语，他编写了一本《中国植物分类学拉丁语基础》（Essential Latin for Chinese Taxonomy Botany）（英文本，未刊行），又选辑了《植物拉丁语例句引录》（Quotations from Botantical Latin）（打印本，未刊行）。他所写的科学论文，拉丁描述用词确切，文笔流畅，以简洁的词句在最短的篇幅中表达出丰富的内容，这种科学文字上的造诣，决非一日之功，深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颂。

7. 陈焕镛的人物词典

 1915年，陈焕镛走进了哈佛大学树木系，他选择哈佛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这里收集的中国植物最多，二是要想跻身国际植物学界，必须同最强的对手抗衡，颇有些“卧薪尝胆”的精神。当时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而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目睹这些使陈焕镛深感痛心，他痛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自己的植物园、自己的植物研究所、自己的植物志。”1919年陈焕镛以出类拔萃的论文、出众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树木系硕士学位，并获得校方奖学金，其师授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邀陈一起去非洲调查采集，但陈谢绝了，毅然返回中国，开始了漫长的植物研究之旅。1919年秋，陈焕镛带着一本手册，还有一颗激情澎湃的心，只身一人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据说，有一次在采集时偶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继又感染恶性疟疾，他病倒了，高烧至40多摄氏度，身上布满了蚂蟥叮咬的伤口，左手肿得像带着拳击手套。陈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历时十个月，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此后，陈焕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至此他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遂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馆。标本馆初建，规模虽小，陈焕镛却说：“要使它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从科、属、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条不紊地进行分类管理，建立了三套完善的卡片系统，可根据植物的名称、采集人、标本号、地区分布等，从系统中迅速查到所需的标本。陈焕镛的这套标本管理方法，为今日的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陈焕镛亲手创建的这个标本馆，现已拥有100多万号标本，是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 1929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1000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4000元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研究所的“物质建设”。在他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渐渐丰富起来，并逐步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标本园和实验室。1930年，他创办了以孙中山（孙逸仙）为刊名的研究所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1948年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本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专业刊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专刊才得以继续出版。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1957年他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进行建园规划。经4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其中木兰园、丛生竹园和姜园面积之大、收集种类之丰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首位。 在陈的眼里，标本就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人手里，在粤港两地几度迁移，与标本誓死相守，其中的艰辛曲折就是一部与标本苦苦相“恋”的历史，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挽歌。1938年，广州沦陷，陈冒着杀头的危险，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把7万多号标本全数运到香港，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内，并自己出资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当时资金匮乏，连陈焕镛发妻的妹妹把房子都抵押了，来解陈的燃眉之急。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危难当头，陈本可率领员工混于难民之中逃离香港，但积累20余年的标本、图书又面临被掠夺的命运，他日夜心焦如焚，哪肯离开半步，只道“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几度风雨几度波折，1942年4月底陈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研究所更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