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上

1. 《曾国藩家书》上

开始码字以来，写得最多的便是自省。
  
 写了一段时间后，先生便提起了曾国藩，“他每日写文，并给自己的良师益友们看，互相督促。”
  
 我便也受了鼓舞，开始把写完的文字分享给闺蜜们看。
  
 后来，图书馆书架上偶遇了唐浩明点评的《曾国藩家书》上，便借回来看了。
  
 看完后觉得能从他身上学习很多。如下：
  
 
  
  
 1）记日记
  
 书中具体提到了曾氏每日记日记，将一念之差、一事之失，皆记于当天的日记里。他对自己的差失严加鞭笞，毫不留情，甚至不惜骂自己如猪狗，而且还与自己的良师益友们互相传看，以达到监督的作用。
  
 他还位自己定下日课，就像一个规矩的小学生、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似的，每天严守课程表，一丝不苟。
  
 他将自己过去的一切不和圣贤规范的东西譬为种种死，而将一切合于圣贤规范的东西譬为今日种种生。
  
 曾国藩字号涤生，其意即在涤旧而生新。
  
 
  
  
 2）好读书，读书四字诀“看、读、写、作” ，宜体察涵泳。
  
  如何“看”： 在他的一封家书《致温弟》中原话：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为尾看一遍。不然，乱翻几页，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
  
 当年曾氏的六弟国华，字温甫二十一岁，因得到他的资助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当时长沙城里最有名的书院，为岳麓上下的岳麓书院，其次则位于南门外的城南书院。
  
 曾氏曾在考中秀才后进岳麓书院深造，在这里仅读一年后便中甲午科乡试。离开后，他一直对妙高峰、爱晚亭、岳麓山上的大禹石碑、以及有几分凄凉色彩的定王台念念不忘。岳麓书院的求学生涯在曾氏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PS：种草了长沙之旅，期待岳麓山下一游，能亲历岳麓书院。
  
  如何“读”和“写”？ 
  
 曾氏曾告诫六弟：守一“专”读书，习字亦应有恒。
  
 “摹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较高的层次，即从“看”上再进一步：照着别人的样子来自己动手做。发展创新是建筑在继承纸上的。先等继承，然后才能言发展、言创新。
  
 阅读、摹仿都是”继承“中的内容，自己的独立写作，在理论上可算作发展创新的范畴。
  
 多多摹仿名作，虽在学习中花费了不少时间，但“继承”这一步走得坚实，“发展创新”的阶段便会来得快，故而此途为捷径。
  
  如何“作”？ 
  
 曾氏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里谈到了作文的三个要素：内容（意义）、条理、词汇。
  
 他要儿子多作文章，以便多活动心思：“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体察涵泳： 
  
 曾氏不主张死记硬背，经常带上儿子游山玩水。
  
 多出门饱看山水，兼做点配置花木的事以调节生活，让一颗心活泼灵动。
  
 
  
  
 3）家庭日用间的大学问
  
 曾氏给诸弟讲了为学的两个问题：一、学问功夫在于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时候，则有豁然贯通的感悟。二、不要把学问仅限于书本中，家庭日用之间便有绝大学问。
  
 红楼梦里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今人说，学问有有字之学，也有无字之学。曾氏一向注重文字外的学问，这可从他日后办湘军的事业中看得出。
  
 曾氏注重生活中的小事如“勤洗脚”：俗话说“病从脚上起”。勤洗脚不仅在于取掉叫上的污垢，更因为双脚掌互相摩擦而起按摩脚掌的作用。
  
 
  
  
 4）慎独
  
 曾氏刚踏上仕途，便以做官发财为羞耻，带勇之初便公开申言：“不怕死不爱钱”。他说到做到，即使万分保险不至于被揭发，他也不做违纪违法的事。
  
 这靠的便是心性的修养。这种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慎独，即慎重地对待一个人独处的一言一行。
  
 
  
  
 5） 恒 
  
 曾氏在写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提到：“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做几桩大事，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难；日日天天，年年月月，坚持做相同的小事，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很难。恒心，可以说是人的素质中最为宝贵的一种。
  
 
  
  
 6） 勤，克勤小物 
  
 曾国藩在给其弟的家书，致沅弟中写到 “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愈出，阳气愈用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决难成事。”
  
 他一生主张“勤”：勤奋、勤快、勤劳、勤俭。
  
 克勤小物：值得是勤勤恳恳地做好一件件的小事。
  
 一件件小事都努力做了，大事业也就自然而言地成就了。
  
 
  
  
 7） 识人用人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
  
 识人用人，是曾氏的第一长处，也是曾氏成就事业的第一诀窍。
  
 
  
  
 8） 八字家训：“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他们的意思依次是：早起（黎明即起）、打扫庭院房间、祭祀祖先、善待亲族邻里、读书、种菜、养鱼、喂猪 。

2. 《曾国藩家书》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
  
 无一不与寒士相同，
  
 则庶可以成大器，
  
 若沾染富贵习气，
  
 则难望有成。
  
 薄福之人过享其福，
  
 必有忽然之祸。
  
 贯贫之人不安其贫，
  
 必有意外之忧。
  
 《曾国藩家书》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近日，读此书更感勤俭节约为修身立人之本，兴业持家之道，人人勤俭自持，社会节约之风，蔚然成行。
  
  
 勤俭自持，不分官宦黎庶。“余服官二十几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曾国藩位至宰辅，不当自己俭朴，远离奢华。他在京城见到世家子弟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夫人一向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门外不许挂“相府”、“侯府”的匾。曾国藩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夫人在家手无余钱，亲自下厨、纺织，因一生习劳习苦，厉勤从俭，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
  
 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很多人被社会风气所影响，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享受生活，活在当下。殊不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路漫漫，追求物质只是享受一时之快。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还是应该量入为出，勤俭节约，方能细水长流，生活富足平和！

3. 《曾国藩传》摘录9

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他会不会受到牵连？曾国藩连日“悚仄忧皇”，不能自安。
  
 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当然，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原则有关。肃顺虽然极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和曾国藩是两种类型的人，何桂清以才干敏捷闻名，能言会道，一表人才，尤其善于和各方搞关系，是各方公认的办事之才。曾国藩其貌不扬，不善言辞，做事拙笨。所以朝中公论一直是何优于曾。
  
 在何桂清弃城逃跑后，朝中仍然有人反对以曾国藩取代何桂清，持之最力的是汉军机匡源。他的理由是何氏远比曾氏“明练”：何较曾尚明练，宜留任以观后效。然而，事实证明，“明练”、善应对、小聪明，在天下大难前是没用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曾国藩式的笨拙、扎实、从根本上做起。
  
 曾国藩和曾国荃两个人的性格大不相同。曾国藩人到中年，屡经挫折，久历风波，老成持重，往往事情一发端，他已经看到了结尾。曾国荃则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土秀才，除了去过一趟北京，没出过远门，也没办过大事，年纪轻，见识窄，经验不足。
  
 曾国藩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比较多，遇事做加法。而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遇事做减法。应该说，曾国荃的功名完全得益于老兄的指授安排。然而曾国荃对曾国藩却不是特别地佩服，总认为老兄做事过于迟缓迂拙，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过于“唐僧”。对曾国藩的批评，曾国荃虚心接受的时候不多。
  
 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来磨砺我的心性。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
  
 争饷一事导致他愁肠九回，与沈葆桢的争执如果不胜，则怕缺饷导致功败垂成；如果获胜，则自己手握重权太久，已经导致朝廷和各省怀疑我擅权贪利，此时更加令各处怀疑自己过于专权霸道。反复思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告病请退，回家休息二三年。如果太平天国战争顺利结果，他终老于山林之中，不再复出，那么对公家，对个人都是幸事。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人生几十年实在是一瞬即过。天下至大，人力所能为者至小。凡做大事，大的环境因素占一半，人的力量占一半。
  
 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而成名的人不一定能享福，这都是常见的事。富贵功名都是给别人看的，只有心胸开阔，自己才能得到好处。

4. 曾国藩家书之一二 2021-09-14

     曾氏信中所谈四种家庭中子孙情况，仍可作为借鉴。官宦之家，一代就已享用尽了。商贾之家的家产，若后代不会打理，或后代知道勤俭持家，可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朴素谨慎的本质，可延续五六代。而孝友之家的发达，可绵延十代。
  
       现如今，我们的观念恰恰相反，官宦之家有权有势，商贾之家有钱能使鬼推磨，都应该是上流社会，上层阶级。耕读之家、孝友之家，只是普普通通的家庭，被现代社会所漠视。
  
        为什么呢？在曾氏眼中，权和钱对子孙成长都是不利的。耕读之家，知书达理，虽无权无钱，才正式早就人才的好环境。孝友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是一种基础的良好之家的特质。因此，曾氏教导他的兄弟们，耕读与校友才是头等重要大事，不必把做官发财看的过重。而其本人也很是清醒——时作上岸之计。也就是不让孩子们有继承的心思。
  
 
  
                                          
 
  
  
        此处是曾氏向儿子传授办事做人，具体处理债务的准则，体现了儒家思想。
  
        儒家的核心，一为忠，一为恕。
  
         朱熹解释为： 尽己之为忠，推己之谓恕 。孔子：忠恕是达到仁的最重要途径。曾氏抓住这个机会，告诉儿子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也可见曾氏教育子女都不是口教，而是实打实的身教，即身教重于言教。
  
          以上乃近期看曾氏家书，感触最深的一两点，记录下来也传播出去，愿自己谨记！

5. NO.1《曾国藩家书》曾国藩

前言：
  
 读这本书的缘由：高中上历史课时粗略了解过曾国藩，去年去舍友房间，他给我看了曾国藩的40字看面相的毛笔字，不懂的让我去网上查，我查着查着就发现曾国藩这个人真的不简单，那些耳熟能详的晚清重臣基本都是曾国藩提拔的。曾国藩之后的许多名人更是个个都读过这本家书。2019年兰州大学翻译硕士复试更是让考生翻译《曾国藩家书》部分篇章。
  
 正文：
  
 曾国藩家书读完后给我一种做事要慢慢来，不可以首尾不懈，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着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关于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可能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他非常“巴蛮”。这个词来自湖南方言，去形容湖南籍的曾国藩是再合适不过了。“巴蛮”的意思：“巴”有粘住、巴住不动的意思，这个词指的是固执、不灵活，而且在湖南方言的使用语境中往往带有贬义，比如“做事情不要巴蛮”。但是在一些特定语境中，“巴蛮”也可以指代硬着头皮做事，或者做事执着、敢闯敢拼。这个词被公认为是形容近代湖南人性格或者湖南气质最准确一个词，湖南人为人处事中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巴蛮”，敢作敢为。
  
 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风格就是把湖南人“巴蛮”的品质发挥到极致的标志。湘军就像是湖南山涧里缠绕在悬崖边上的藤蔓一样，死死地巴住太平军不放，慢慢耗尽太平军的力量。
  
 同时曾国藩也基于太平军擅长打运动战的特点，为湘军制订出了对付太平军的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结硬寨，打呆仗”，也就是用堑壕战对付太平军的运动战。当遭遇太平军时，湘军尽量不去做正面对抗，而是立刻开始挖堑壕，利用工事和壕沟瓦解太平军的机动灵活战术。
  
 但这些品格都是曾国藩中年以后才有的品格，年轻时曾国藩处事并不圆滑，而是一副读书人的理想观念。曾国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胸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所以从他进入官场，就给自己定了很高的政治目标，要践行儒家思想传授给他的政治理想。这是曾国藩与众不同的地方，别人读圣贤书无非是为了考功名，然后升官发财。而对于儒家宣扬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君臣一心，开创盛世的政治理想其实是没多少人去实践的，可偏偏曾国藩就去身体力行。但晚清毕竟是晚清，帝国的机器即将崩塌，各级官员也都是捞一点是一点的想法，一切都以保住官位为重点而非践行官员应有的职责，因此获得地方的支持困难重重。
  
 为了获得地方支持，曾国藩动辄就上书弹劾，逼皇帝把对手罢官，这引起了湖南和江西官员的不满，一度让曾国藩在这两省无法立足。然而他还做过更过分的事。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照惯例他要去丁忧守制。当时满清皇帝咸丰帝一开始是想挽留曾国藩的，但没想到，他竟然想借此要挟皇帝，要咸丰给他督抚大权，做湖广或者江淮地区的一把手。他甚至还声明，你皇帝要是不给督抚大权，那我曾国藩就不干了。咸丰帝本来就看不上曾国藩的处事风格，这个事情一出，皇帝就决定收回曾国藩的兵权，让他回老家守孝。从当时情形看，曾国藩即使复出也不太可能重掌兵权，所以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基本被断送了。
  
 曾国藩回家之后，仔细研读了《老子》，《庄子》《华严经》，真正理解了老子所说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那些性格上过分要强的人往往是经不起外部挫折的打击，因为他们对自己期望过高，人性本来的弹性都没有了，所以失败可以轻易折断他们的意志。相反，那些看似性格柔弱，能够基于现实踏实做事的人，反倒可以在社会潮流中捕捉到机遇，成就大事。
  
 随着曾国藩反思的深入，他渐渐懂得政治家的处事态度一定要谦退、理性，要把官僚体制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时刻想着去反抗破坏这个系统。另外，官场上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利益，利益才是人与人合作的最广泛共识，因为利益可以协商，可以分割，还可以交换，政治家必须要学会用利益吸纳更多同盟者为自己服务。
  
 这个思想引发许多人议论曾国藩贪污的问题。先不说原因，之前我也是好奇为什么晚清会贪污那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和太平天国的战争结束之后，朝廷下旨让曾国藩将湘军花掉的军费列好账目，和户部对账销账，户部的官员直接明码标价，必须要从军费的总额中拿出1.3%作为好处费，才能顺利销账。湘军所用的军费将近3000万两，也就是说，户部官员打算从曾国藩身上捞出40万两白银的好处费。曾国藩托人周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户部官员才同意把好处费降到8万两白银。
  
 如此明目张胆贪污，并不是偶然现象，根据今天留下来的史料，大部分京官的正常收入，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们为了维持自己体面，衣食住行的花费都要高于普通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清代实行“薄俸制”，给官员发的工资确实太低。曾国藩在30岁这一年，工资收入是将近130两，支出却高达605两，做官一年，竟然有475两的亏空。因此大部分官员都会选择贪腐，归根到底还是工资发的太少。
  
 但曾国藩贪污受贿不是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是因为他依靠政治利益在官场上跟别人打交道。他不得不接受已有的官场潜规则，但是这些灰色收入绝不是他做官的目的，而是他处事的手段。我们可以说，当曾国藩面对自己的时候，他是一个高洁的问心无愧的圣徒；而当他面对整个官场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圆滑的务实的政治实干家。
  
 下面摘录一些自己印象深刻的句子：
  
 1.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2.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即以丁君为师。此外择友，则值之又慎。昌黎日：“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3.殿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大约六年一次，初十日卯刻进场，酉时出场。
  
 4.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也。
  
 5.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页，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
  
 6.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7.吾尝见友朋不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檀台、凌获舟之流，指不胜风。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
  
 8.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9.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宴起为第一义。

6. 《曾国藩传》摘录3

开罪咸丰皇帝
  
 茅海建先生说他“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有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
  
 北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
  
 咸丰皇帝是一个特别爱记仇的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记了一辈子。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特别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
  
 在长沙，成为众矢之的
  
 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
  
 遭遇真正挫折：差点儿被兵痞杀了和过去一样，在练兵问题上，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更何况皇帝命令曾国藩办的是团练，是民兵，他没权把手伸到绿营这里。
  
 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是如何心血上冲，夜不能寐。

7. 《曾国藩传》摘录7

曾国藩对此当然感觉很意外。自己梦想多年而不得的职位，部下胡林翼却如此轻松得到了。胡林翼成了湖北巡抚后，胡曾二人虽然名义上是平级，但是曾国藩是以在籍身份带兵，胡林翼则获得一省实权，曾国藩的地位已经处于胡林翼之下了。
  
 曾国藩心头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掠过一丝嫉妒，但是这丝嫉妒一扫即去，留下来更多的是高兴。因为胡林翼毕竟是湘系人马，由他来出镇湖北，湖北就可能成为湘军的战略大后方，实现了曾国藩在长江中游为湘军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有利于整个战局。
  
 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中的一个关键点。
  
 咸丰七年五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遂奏请在家守三年之制。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
  
 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后，虽然在长江中游屡立战功，但是在咸丰眼中，始终只是为协助正规军队镇压太平军而兴办的、临时征召的汉族“民兵”，一直不过是“外人”，顶多算是偏房生的孩子。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南京脚下的正规军将领收功。湘军坚忍能战，但是咸丰皇帝却不积极给湘军供饷。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皇帝却委以专人负责，划定若干省份专门供应。
  
 亲生子实在指望不上，所以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不得不一再优容，虽然不给曾国藩实权，但是却能参谁准谁。湘军坐困江西，军事上一直没有起色，但与对满洲亲贵和武将们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要杀要剐不同，咸丰对曾国藩一直还算客气，没有辱骂讽刺。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地待在家里，受人嘲骂。
  
 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载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不懊悔莫及！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
  
 承蒙您的赏识，让我在江西时能进入您的幕府。我之所以愿意为您服务，是因为我认为你是天下奇士，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只有平实朴素坚定的人能成事，特别是军务。你虽然品级很高，但是没有官僚习气，做什么事都是亲自动手，如同大禹治水那样不畏难苦，所以才能练成湘军。
  
 成语说道在屎溺，这对湘军来说居然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也就是说湘军行军时所修的厕所，也有明确的尺寸标准。这是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无法想象的。
  
 你同时又能做到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经常向别人请教，愿意让别人给你提意见。这些都是你的优点。
  
 但问题是，你有些太特立独行了。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筹集军饷。筹集军饷，一方面要靠百姓，另一方面要靠官员。
  
 要靠百姓，让百姓不怨恨你，这个你是知道的。要靠官员，要让官员不怨恨你，这个你就不够注意了。所以关于筹饷，抽漕银你想要自己来，抽税你想要自己来，募捐你想要自己来，总之是想踢开官员体系，根本不管地方官的存在。
  
 你的本职是军事，民政是归地方官系统，你想把一切大权都由自己操持，这本身是违反体制，行不通的。
  
 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指出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那么怎么做呢？也是四条：做事平心静气，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更多地揄扬他人，表扬他人的长处；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
  
 胡林翼就临时接替了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成了维系湘系势力的核心。正是因为他的苦心调护，才让湘系势力没有四分五裂。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8. 《曾国藩传》摘录12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
  
 这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没有动。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志，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
  
 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一样被消灭或者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就是由当年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的。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只令曾国藩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也让他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这次战争，曾国藩形成了三个在当时相当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第一是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当时中国人对外观念的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是和中国人平等的“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判定他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的生物。
  
 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要把儒学“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上。他援引孔子的话：“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
  
 曾国藩用的是古话，表达的却是新观念：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平常的观念，在当时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的观点。
  
 曾国藩认为，不用智商特别高就会明白，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给你下跪。
  
 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认为在对外谈判中，应该像君子一样，首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地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
  
 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因为“羁縻”外交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
  
 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
  
 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惟目下一二年内，则须坚守前约。坚守合约，第一，你力量不如对手，你越使诈，结果只是自己越倒霉。第二，条约约束的不仅是中方，也有对方。第三，只有通过诚信外交，才能与西方各国进行正常往来，以便于从西方各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师夷长技以制夷”。
  
 除了诚信外交外，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的神道碑中总结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说：“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也就是说，面子上的礼仪上的事，可以让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不能让步。
  
 曾国藩关于外交的另一句名言是“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地方要拼死相争，但是不应该在入不入城之类的小事上纠缠什么是大事呢？事关国家主权的事，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才是大事。在对外交往中，曾国藩非常注重对国家主权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