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国时期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状况

1. 关于战国时期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状况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铁制工具的使用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的发展战国时代，由于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铁矿的开发，铁制工具已经在当时的各种生产领域中普遍使用。据《管子》所记，当时必须有铁制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战国中期，孟子曾以社会分工为必然而反对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许行，并问其弟予陈相说：“许予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膝文公上》）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已经非常普遍，许行不用“铁耕”已成了出乎常情的事。从有关文献记载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铁制农具有耒、耜、犁、铫、耨、■、锄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制兵器有仗、矛、剑、甲胄等；在人们的装饰品中，如带钩也有用铁制造的。铁器的普遍使用，有助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铁制农具的推广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便于深耕、发土、平田、除草和收割，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 战国时期的经济发达吗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和生产工具、技术的改进以及生产者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生产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铁器，但不普及。进入战国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离不开铁工具。在 《孟子》书里已提到铁耕。《管子》则以为：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据现在所知， 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过战国铁工具，可见当时使用铁器的区域异常广阔。而且铁工具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如有锄、镰等农 具，也有斧、锛、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种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样的差异。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到战国时，不仅 木、石工具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坚固的铁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战国时井田制瓦解，田地不再由各家共耕，魏国有“行田”之制，即将土地分成小块，每家农民可受地百亩。其他各国也如此，除百亩之田，还有小块宅圃之地。小农对 田地虽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但耕作是由五口之家的小农所独力完成，国家每年按其产量征收十一之税，故耕作可以多收多得，农民对种田有很大的积极性。另 外，社会上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其中有些人因经营得法而发财致富。总之，战国时期，因为农业、手工业中个体经营的加强，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很快繁荣起来。
  
    　　农业
  
    　　战国时期，农具和耕作技术都有改进和提高。农具仍 以耒为主，但不同于过去者是在木制的耒上套上了铁。其他如锄、铲、镰等也都是铁制的，在长江流域仍以青铜工具为多，但类型也多于以往。各地都大大改变了长 期以来以木、石、骨、蚌来制作工具的局面。云梦秦律中有“田牛”和“其以牛田”的记载，表明耕作中已使用牛，有关牛耕的具体情况在文献中记载极少，表明牛 耕并不普遍。
  
    　　铁农具使用的结果，既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又可深耕。《孟子》、《韩非子》有“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的说法，是当时普遍推行深耕的确证。即可减轻草害和虫害。由于深耕的好处甚多，所以受到人们普遍重视。
  
    　　施肥也有很大发展。《荀子》说：“多粪肥田，是夫众庶之事。”并认为田肥，就可多收谷实。“粪”，是指以水沤草或焚草为灰。当时农民于夏末芟刈杂草，俟 其干后纵火以焚之，经过大雨，使田地既不长草，又起到施肥的作用。又有施种肥之法。据《周礼》记载，用不同兽骨之汁浸泡各种种子，能使作物生长得更好。
  
    　　人们对人工灌溉也很重视。《庄子》中说当时有一种名为桔槔的工具，利用杠杆原理以汲水。对于小面积的灌溉颇为方便。田间则 普遍修建灌溉的沟渠和水闸或堤防，以便蓄水和排水，保证农田不受旱涝之灾。另外还有大规模的人工河道或其他水利工程。魏在惠王时，曾开大沟，引黄河之水入 圃田泽(今河南中牟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时，邺(今河北临漳)令史起，开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带的田地，使盐碱地变为良田。秦昭王时，蜀郡将李冰 在今四川灌县修都江堰，解除了岷江的水害，并使成都大平原获得灌溉和航运之利。战国末年，秦用韩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有名的郑国渠， 渠两岸的“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变成“收皆亩一钟”的良田，关中成为沃野，秦因此更加富足。这类大规模的工程，改变了某些地区的经济面貌。
  
    　　随着农业经验的丰富，出现了一些有关农学的著作，如《管子》的《地员篇》就记录了许多有关辨认土壤的知识，并指出应根据土壤的情况种植适当的作物。《吕 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是战国末农学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书中对整地保墒、间种、行种以及通风日照对作物生长的作 用，适时收割的重要性等，都有精当的论述。可见当时农业正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农业的发达，使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的估计，魏国一百亩田平常年景 可收一百五十石，如遇大丰收可达三百石或六百石。《孟子》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田，上者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 人。《吕氏春秋》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而不可以损”。这些话表明，当时五口之家耕田百亩，其收成除供其家庭消费外，还能养活多少 不等的非农业人口，为社会上提供较过去更多的一些剩余产品，从而加强了农业和手工业、劳心和劳力之间的分工。这是战国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重要物质条 件。
  
    　　手工业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 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 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还说：“上有赭者，下有铁”，则当时人已掌握通过辨认矿苗来找矿的方法。
  
    　　20世纪50年 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 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 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 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 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 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 “钟鼎、斧斤、戈戟、 大刃、 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 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 魅力。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 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 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达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 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 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 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 部分属民营。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象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 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 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 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 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商业农业、手工业分工的加强，促进了产品交换的发达。当时手工业者不耕田能得到粮食;农夫不从事手工业，也能得到布帛和陶器、铁器。
  
    　　交换的频繁使许多物品都进入市场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荀子》说当时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丹干，东方的织物和鱼、盐，西方的皮革、文 旄，都出现于中原的市场之上。商业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可以把出产在遥远地方的特产集中在一起。《史记》的《货殖列传》开列出市场上名目繁多的商品名称， 从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到矿产品、畜牧产品等物，几乎是应有尽有。据云梦秦律，可知秦国从粟、麻、丝、牛、羊、豚、鸡、鱼到脂、胶、筋、角以及铜器、铁器， 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甚至有的不动产如房舍、园圃也开始商品化，土地买卖开始出现，但不普遍。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人也转化成一种特殊商品。如《史记》在 说到马、牛、羊这类牲口的同时，还提到“僮手指千”。
  
    　　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金属铸币开始大量使用。大约在春秋末年， 晋、周等国已有青铜空首布流通于市场，以后变为小型平首布，三晋和燕都铸造这种小布。而燕、齐两国以铜刀币为主。布和刀的发行量很大，上面一般有铸地的地 名，常见者有安阳、晋阳、安邑、蒲坂、高都、离石、白人、节墨等一百多个城邑名。三晋和周还铸造过圆孔圆钱。战国晚期，齐、燕则通行方孔圆钱。楚国的铜币 较特殊，是仿海贝形的铜贝，俗称“蚁鼻钱”。当时除用铜币外，也以黄金为币，尤以楚为最突出。楚金币是圆形金饼或是锭形金版，上面打有郢爰、陈爰之类的戳 印。中原诸国也用圆形金饼，唯数量比楚为少。战国金币在使用时可切割成小块，是与铜币不同的称量货币。各地出土的铜币、金币数量很多，多者几十枚或成百上 千，表明当时已有大量的货币投入于流通。
  
    　　随着商业的发达，许多城邑都划出一定的地段、范围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市里面分 成若干列，即出售货物的“市肆”。市里有国家派去的市啬夫、市掾、市者等官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收税和维持秩序。 大城邑中还开设不少的手工作坊。如在 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和山东齐临淄古城遗址中发现有制陶、铜器、骨器、铸钱等作坊的遗迹。当时不少的城邑成为货物的产销中心。工商业的影响促使城邑发展。一是 人口的大量增加，二是城邑规模的扩大。《战国策》说战国以前，“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 从这一对比中，清楚地看到了战国和战国以前的明显差别。《墨子》、《孟子》等书都说当时有“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则这类大城郭比比皆是。从城市人口来 看，万家之邑并非最大者，据银雀山出土的《库法》，书中指明大县为两万家，中、小县为一万五千家或一万家。则战国时大县，其人口总数当在十万左右。国都的 人口更多，如齐的临淄多达七万户，人口达三十余万。《战国策》说临淄城内的大街之上，“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这 里绘出都市的繁荣，有些居民过着富裕的生活。
  
    　　商业的发展，使商人开始具有独立经济地位，这和以前的商人隶属于官府的情况 大为不同。战国时有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据“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准则，在掌握了有利时机后，靠贱买贵卖以获取厚利。当时“言治生，祖白圭”，可见白圭的 经商理论被别的商人奉为信条。商人也经营高利贷，当时称高利贷资本为“子贷金钱”，又称“倍贷”。高利贷以小生产者为其主要剥削对象。商人手中掌握了大量 的财富后，对生产者起到支配作用。司马迁曾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富人虽无尺寸之封禄，但 可与千户侯相埒，故他称这种富豪为“素封”。大商人子贡来往于各地，所到之处，君主“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极有威势的贵族也都相形见绌。在商业和利润的影 响下，社会上的人都逐利不休。有些人甚至为了“利”或“财用”可以“不避刀锯之诛”，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都受到了不断的冲击。
  
    　　商人靠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致富，损害了国家或君主的利益，因而不少政论家主张“重本抑末”，即对手工业、商业要采取压制或打击的策略，但也有人持不同 的看法，认为农、工、商、虞，缺一不可，主张在重农的同时要保护手工业和商业，甚至提出了“农末俱利”才合乎“治国之道”。

3. 战国以后经济有了怎样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政治方面，各国经过变法，建立了百官必须服从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从而消除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4.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哪些?

1、铁力牛耕的出现与应用，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迫使各国变革图强，使自身国力强大，从而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促进经济发展。2、铁器的使用和牛耕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标志着我国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耕作效率大大提高，是农业动力的革命，有助于农业劳动力的解放。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大量私田的出现，封建剥削方式、生产关系也随之出现。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各国政治改革。通过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制度得以确立。我国进入的封建社会。

5. 战国的经济

 铁制工具进一步推广  各地大量铁器出土，表明其广泛性。方法有所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条件。生产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铁器，但不普及。进入战国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离不开铁工具。在《孟子》书里已提到铁耕。《管子》则以为：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据所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过战国铁工具，可见当时使用铁器的区域异常广阔。而且铁工具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如有锄、臿、镰、铚等农具，也有斧、铸、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种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样的差异。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到战国时，不仅木、石工具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坚固的铁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畜力耕田得以推广  除了牛耕外，还有马耕，地区更为广泛。  耕作技术有进步  识别土壤，施肥技术，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粮食作物种类与分布  由于各国土壤、气候等不同而种植不同的庄稼，粮食作物品种也有所不同。  粮食产量提高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普遍用于生产中，便利于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魏国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欠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农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粮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九十石，则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当时一石相当今60斤，从而可知，中国的农业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在当时已奠定了基础。 冶铁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还说：“上有赭者，下有铁”，则当时人已掌握通过辨认矿苗来找矿的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这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经营方式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像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因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政府也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存在，征收各种税捐。商人的种类：⑴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⑵富商大贾，既有政治地位，又有雄厚的财力。战国时代商人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郢爰、陈爰。战国初年，魏国每石粟卖三十钱，农民每户种一百亩地在平常年景的收获，除去吃饭和交税，余四十五百粟，可卖一千三百五十钱，每户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钱，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钱，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钱，还不足四百五十钱。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繁多。解放后发现的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从其铸造材料看，有铜币和金币。从其造型上分：刀币，流行于齐、燕等国；铲币，流通于三晋等国；圜钱，流通于秦和东、西周等地；铜贝（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国还有铸金币：郢爰、陈爰。种类多、流通量大，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种类繁杂，也反映了有很大的地域性。随着货币的发展，高利贷也风行起来。此外还有重农抑商政策。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齐国的临淄、燕下都、楚国的郢、定陶、赵国的邯郸。城市是统治阶级对农村行使统治权的据点，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居的场所。城市从政治上统治农村，从经济上剥削农民。战国时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当中，但各地区是发展不平衡的。齐、魏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社会改革早，因而成为战国初年比较发达的国家。秦国原来比较落后，因地处关中沃野，变法比较彻底，因此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为强国，因军力不强，被秦国灭掉。

6. 春秋战国时代经济

四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 
一、 农业生产发展 
1． 工具与水利 
⑴．工具铁器牛耕的出现与推广 ⑵．耕作制度：垄作法 
⑶．水利：重视农业灌溉（战国时期都江堰）  
2． 土地私有制确立 
⑴．背景/条件：生产力发展                       井田制破坏                周室衰微，贵族把土地视为私产  
               管仲齐国改革，采取“相地而衰征” ⑵．过程：     鲁国    初税亩 
               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确定土地私有 ⑶．影响：适应生产力发展，促进小农经济形成。 补：土地私有制定义：土地私人所有，可以买卖。 3． 小农经济 
⑴．时间：  春秋战国  
            生产力提高 ⑵．条件：    
            土地私有制确立  
以一家一户为单位 男耕女织 
⑶．特点： 
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本质）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  
农民有较高生产积极性，利于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 
      ⑷．影响：   脆弱，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                   总体水平低  
                        贵族剥削 
⑸．脆弱原因：    灾荒瘟疫                 土地兼并 
补：自然经济：包括小农经济，手工业等。     满足自家需要； 
    小农经济的性质为自然经济。  
二、 手工业 
1． 民营手工业：继续发展 2． 民间手工业： 
⑴．产生：春秋战国 ⑵．形式：家庭手工业 
          民营手工业 
⑶．特点：用于家庭或民间消费           不受官府垄断  
三、 商业：商业突破官府控制，繁荣发展 
补：市依附于城，商品市场出现在城里 
 
四、 经济政策 
1． 抑制土地兼并： 
地主依靠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 
历朝政府采取措施抑制兼并，维护小农经济，巩固统治。 2． 重农抑商： 
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危及政权。 内容：农业生产粮食、布帛，是本业；       脱离农业生产的工商业，为末业；       鼓励农业生产，限制工商业发展；       盐铁专卖，限制商人经营范围

7.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农业生产上：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推行，开垦荒地增多。奴隶主将新开垦出来的田地变成私产并出租，这些奴隶主转化为封建地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产生，封建地主私有土地制度确立。
2、在社会制度上：社会制度开始由奴隶制经济开始向封建经济的飞跃，极大的释放了生产力。
3、在商业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很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以买到南方的工艺品，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城市商业中心的概念也油然而生。

8. 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春秋战国时期

介绍中国从公元前770 年到公元前221 年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史。（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迅速，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而言。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生铁冶铸技术，即出现了铸铁，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就为以后中国强大、长期雄居于东方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与欧洲相比，欧洲在铁器的普遍使用和冶铁技术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国。如公元八世纪德意志人的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还有使用石器的记载，1006 年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海斯丁斯附近同英军的会战中英军也还有使用石斧的记载。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是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传到西方的。《汉书·西域传》大宛条载：“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师古曰：“汉使至其国及有亡卒降其国者，皆教之也。”从这一记载可知，中国先进的铸铁技术是在汉代先传至西域而后才逐渐传至西方的。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才使用铸铁”。此外，春秋战国时也为漆器、丝织品等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汉代这些产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这些产品不仅为东方国家所喜爱，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方。这说明中国文明在后世享誉世界是有其物质技术基础的，而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 （二）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社会发展上存在着差异。这表现在中国奴隶社会崩溃后转变为建立在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制，而希腊则从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发展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别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大约生于公元前390 年到公元前305 年的孟子虽然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但在孟子的笔下劳力的人主要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个体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而生于公元前384 年到公元前322 年的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虽然也像孟子一样有一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观点，但亚里斯多德笔下的劳力者却是奴隶。亚里斯多德说：“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我们可以明白了奴隶的性质和他的本分了：（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为奴隶；（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3）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凡是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述原则，能够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人们宁愿将奴隶这个名称局限于野蛮人（外邦人）……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些人（野蛮族）到处都应该是奴隶，本性上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处都应该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从孟子、亚里斯多德这两位同时期东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看来，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受人统治，这一点上二位是相同的。然而孟子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是个体农民，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却是主人的财产、工具奴隶。这种差别正是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希腊社会发展不同的表现。（三）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井田制破坏，农民个体经济广泛出现。这一点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和《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尽地力之教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另外，从《墨子》、《孟子》、《商君书》、《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农民。这时中国的个体农民对土地已有使用权和某种程度的占有权，并有相当独立的经营权。这种个体农民不像奴隶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产条件为主人生产，也不像农奴那样在份地进行劳动和为农奴主服徭役时二者在时间、空间上是分开的为农奴主劳动时没有积极性。这种个体农民由于为统治者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为自己所进行的必要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是一致的，劳动收益好对统治者和自己都有利，所以生产积极性高。而且个体农民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也促使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拚搏。《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手耕稼树艺而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力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个体农民比奴隶、农奴生产积极性高。同时，还应看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从事的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这种经济是封闭性的，对外部条件要求低，不像商品经济那样生产的目的为了卖，需要销路和原料来源，一旦销路和原料来源断绝，生产就无法进行。所以，这种农民个体经济有很高的稳定性。另外，这种经济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少，科技投入少，在遭到破坏之后恢复起来容易。中国后来的长期封建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四）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在经济上还有一个重大差别，这就是希腊海外交通、海外贸易比中国发达。希腊的奴隶制度是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生产品的很大部分为了卖。这与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是个很大差别。二者相比，希腊的奴隶制经济由于奴隶主与奴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商品经济下断绝销路和原料来源无法进行生产的缺陷，所以希腊奴隶制经济有其脆弱性。相反，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不仅自身稳定性强，而且由于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对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所以显得非常坚韧而能长期延续。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有其发展的缓慢性和停滞性。由于这种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消费，生产多了劳动价值得不到实现，所以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相反，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为了卖。因此只要有销路和原料来源生产就可以迅速发展。而且，由于商品生产的开放性，它可以利用外地的市场、原料、劳动力来迅速发展本地经济。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这种优越性在欧洲后来得到了充分显示。14 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时欧洲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从15 世纪末新大陆发现和新航路开通后，西欧国家把商品交换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商品交换，从掠夺殖民地和贩卖黑奴的罪恶行径中积累了资金，并为本国产品打开了市场，找到了原料来源。这大大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的发展。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约一个世纪，英国又发生了工业革命。而15 世纪后中国却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缓慢爬行。及至1840 年鸦片战争后就落了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因此，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广泛的农民个体经济是和我们民族兴衰荣辱密切相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