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时事评论

1. 政治时事评论

对上海高等法院庭长，副庭长，纪委副组长嫖娼事件的一点看法：
法律，之所以成为权威的律典，是因为它是融汇了人们智慧结晶的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准则的共同约定。遵守法律就会得到保护；相反，亵渎法律甚至违背法律就会受到惩罚。法律应该是神圣而公正的，并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职位，背景，家族，或是能力而有所偏倚；更不会也不应该成为那些道貌岸然之徒玩弄利用的工具。今天的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法治！虽然中国真正走向法治的路还很长，但起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坚定且正确的一次前进。
这是我自己看了新闻写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2. 政治评论：

　　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给家居行业的启示
　　家居市场如何创造一个公开，透明，公正的消费环境

　　最近，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把家居行业推上了风口浪尖，达芬奇的一张单人床能卖到10多万元，一套沙发能卖到30多万。而之所以能将这些家具卖到如此高的天价，达芬奇销售人员说是因为他们销售的家具是100%意大利生产的“国际超级品牌”，而且使用的原料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的高品质原料”。经过记者的调查后发现，达芬奇公司销售的这些天价家具有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是意大利生产的，所用的原料也不是达芬奇公司宣称的名贵实木，经过检测，消费者购买的达芬奇家具甚至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如今，“一分钱一分货”的消费名言，在天价的达芬奇家具面前轰然倒下。
　　家居行业的暴利真的存在吗？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家居产品消费者投诉量在逐年递增。主要问题集中在虚假宣传、虚假标注、有毒有害物质超标、宣称的产品质量与实际不符、出现质量问题或存在质量缺陷的家居产品退货或更换难等方面。家居产品的暴利也一直是消费者所难以接受的，什么是暴利？成本在60元每平米的地板，经销商卖给消费者200元以上；消费者在家具商场里买到的整体衣柜，价格是其成本的2—5倍，衣柜厂商和经销商的利润，最高能达到400%以上！。因此，家居行业的暴利是存在的。面对媒体和消费者的抱怨，家居生产厂家都显得很无奈， 因为大多数产品的出厂价并不高，那么为什么产品到了消费者手里的价格就会翻上好几倍呢？有人会说，这些钱最终是被经销商和一些家居卖场赚走了，家居生产厂家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可是无论钱被谁赚走了，最终要承担的都是消费者。暴利都是“暴”在消费者身上，消费者是冤大头。
　　家居行业急需改变模式 一站式家居超市将成为发展趋势
　　我们来看看现在家居市场的流程，厂家—代理商—各地经销商—家居卖场—消费者。从厂家到我们消费者手中最少需要走三次或者更多的流程，不可避免的这些中间的环节只有通过层层加价，才能实现每个环节的利润，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居产品到我们消费者手中已经是翻了好几倍的价格了。随着现在广告宣传费用的提高，家居卖场门面费的水涨船高，我们消费者都要为这些中间的环节买单。那么，消费者要想买到最实惠的家居产品。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中间的环节，这就急需现在的家居卖场和生产企业改变观念，进行创新和改革。在国外，一些家居超市的出现，已经成为了家居行业的发展趋势，大型的一站式家居超市，让消费者在节省时间的同时，更能体会到真正高品质，低价格的产品。
　　我们相信，随着家居市场的不断成熟，家居行业必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和变革。目前国内，也有不少的家居企业在开始探索这种一站式的大型超市模式，在杭州，正在建设中的绿色地带家居展示体验中心的项目就是以这种全新的一站式大型超市模式出现，并结合了时尚快捷的网络电子商务平台。让消费者在体会轻松方便购物的同时，享受到高品质，低价格的产品。
　　在这次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中，家居行业如何反思，更快的适应市场，进行创新和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政治，高分

(1)认识论角度，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来源和动力，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才能把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2)唯物论角度，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适应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需求，改变我国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我国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望采纳555fpr

4. 政治时评一则

晨报评论专栏作者 薛 涌（发自美国）    杰克逊的去世像一场龙卷风，把严肃的政治新闻吹得无影无踪。但是，也正是在此期间，美国政治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民主、共和两党的权力均衡已被打破。    首先，喜剧家出身的 Al Franken正式宣誓就职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他和对手在大选中的得票是如此接近，乃至双方就计票问题打了半年多的官司，远超出2000年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的计票战，不过其意义和当年则异曲同工。多了这一席，民主党在参议院就获得了足够的多数票，使共和党人无法在议程上采取拖延战术以阻止民主党的议案。这样，共和党遏制奥巴马政策的最后一根杠杆也丧失了。    另一则政治新闻，虽然没有参议院的变局那么有实质性，却更具娱乐性。阿拉斯加州长、曾因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而一举成名的佩林，突然宣布辞职。共和党的主流政治家、智囊和评论家在事前几乎无一知情，事后对她此举也表示迷惑不解。佩林本人面对媒体宣布此事时，也是语无伦次，只是大谈自己是刻毒的政治机器的受害者、现在辞职对阿拉斯加有好处等等，连个讲话主题也没有。    佩林为美国政治添加了不少色彩。首先，她小民百姓的出身让人眼睛大亮，人气大增，使麦凯恩在大选中的支持率一下子反超奥巴马。可惜，她马上表现出超常的无知，成为媒体的笑料。但是，她在共和党的核心“党民”中，仍然享有超高的支持率。最近一项民调显示，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可能投她票的共和党人竟然超过70%！应该说，她的政治前景还是不错的。    她的政治弱点当然很明显。她从一个几千人小镇的镇长一跃而成州长，马上又出任麦凯恩的竞选伙伴，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明星，从政经验实在太少。弥补的办法，则无非是利用在任州长的机会好好锻炼，拿出实际的政绩来。她一任未满就突然辞职，则是反其道而行，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她在政治上虽然无知，但是仍然年轻，有的是时间。曾有军师向她建言，要和共和党的主要思想库建立密切联系，假以时日，对各种政治问题自当了如指掌，过几年大选再接受记者采访、进行电视辩论，就可能脱胎换骨。但是，她辞职如此突然，甚至没有人给她写讲稿，看来她和共和国党的思想库也几乎没有联系，完全是个孤家寡人。    共和党一向以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高度的团队精神与松散的民主党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如今党内近乎头名的政治明星竟如此不明不白地辞职，看不出一点党内的协调和组织，可见共和党内的混乱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涣散的共和党，和控制着白宫和国会的民主党抗衡几乎不堪一战。奥巴马在未来几年，又可以利用最高法院大法官退休的机会，让自由派主导最高法院。由此，保守派就很难再对自由派形成有效的制衡。    前几年美国的灾难，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共和党一党独大。如今民主党的独大，也未必是美国的福音。

5. 急求5篇政治时事评论

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开始寻求新的国家利益。亨廷顿认为，在确定国家利益的过程中，美国一度将商业利益和种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美国国家利益被侵蚀了。他呼吁美国要寻求真正的国家利益，美国要克制、内敛，尽可能限制对世界事务的卷入，以便将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亨廷顿提出了带有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和战略思想。

    苏联既倒，冷战结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6�1亨廷顿所在的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冷战后变化中的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冷战结束10多年来，亨廷顿的关于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观逐渐明朗，其中渗透着亨廷顿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现逐一缕析，以此解读冷战后亨廷顿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
      一、冷战后变化中的美国安全环境
    （一）变化中的美国国际安全环境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亨廷顿对世界格局的判断提出了“单一多极体系”。其中，既存在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又有六到八个主要地区大国以及次地区大国和其他国家。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种新的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它可能是左右今后15年全球政治的决定因素。世界格局出现了一超、地区大国、次地区大国三层权力结构。全球权力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美国作为一超位于顶端，它对几乎所有大的全球问题都拥有否决权。第二个层面即地区大国层面，它包括欧洲的德一法联盟、俄、中、印度、日本、巴西等国。它们在地区事务中占据主导，但其利益与能力的扩展不能与美国一超相比。第三层面，即所谓的次地区大国层面，它们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其利益经常和比
  自己强大的地区大国发生冲突。其中包括相对于中国的日本、相对于日本的韩国、相对于俄罗斯的乌克兰、相对于印度的巴基斯坦、相对于德法联盟的英国、相对于巴西的阿根廷等。在这个金字塔型的三层权力结构中，存在着导致超级大国与主要地区大国间爆发冲突的天然基础。作为一超，美国觉得自己有全球利益和责任，因而试图左右世界每个地方的事情。地区大国则抵制这种做法，因为它们觉得自己应该在其所在地区发挥主导作用。这显然会带来紧张。第三层面国家与试图操纵地区局势的第二层面的地区大国间也存在着紧张。一超与次地区大国在反对主要地区大国上存在着天然的合作基础。在当前的单一多极体系中，美国显然更愿意建立一个由它作为霸主国的单极世界，而地区大国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大国对于美国的限制、威胁感到愤懑，而美国也因不能随心所欲而感到失望。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一个主要国家满意现状。
    同时，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文化因素走入国际政治，权力走到哪里，文化跟到哪里。文化一权力因素是亨廷顿解读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把钥匙。亨廷顿认为：第一，全球政治永远离不开权力与权力斗争，权力是国际政治永恒的追求。第二，冷战后全球政治根据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进行了实质性的重组。文化取代意识形态成为认同的来源，改变着国际事务中的结盟与敌对。同时，在塑造认同上，宗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亨廷顿认为，在未来的年代里，权力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对各国之间的联盟和对抗模式的定型起着决定作用。从文化上看，合作更多的是那些文化背景相同的国家，而那些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则对抗的可能性更大。权力的动力激励竞争；文化的共性便利合作。
    （二）变化中的美国国内安全环境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实力，在经济、技术、军事、文化、外交、意识形态等领域独占鳌头。但美国的影响力却在下降。没有地区强国的支持，美国难以为所欲为。在影响力上，各种各样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似乎都在抵抗美国政策制定者发号施令。冷战后，美国国内又出现了文化认同问题，美国社会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移民的范围和来源的变化；二是多文化影响的加强。这两股潮流相互作用，加剧了冷战结束带来的分裂的影响，导致美国进一步分化。移民日益改变着美国的民族、种族、宗教的构成。而多文化和多样化的思想加强了这些趋势，并使它们合法化。它们否认美国有一种共同文化的存在，谴责同化，提升种族、民族和其他国家文化和群体的地位，并对美国信念的核心内容提出质疑。如果多元文化成为事实，美国认同和统一将依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一致。而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美国意识形态的粘合力是弱的。苏联的例子证明，作为统一的基础，意识形态的这种基础要比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基础脆弱得多。如果美国国内多文化主义盛行，自由民主共识瓦解，美国将和苏联一道灰飞烟灭。
    冷战后，美国国内外安全环境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变化，而随着金融危机在美国的发端和泛滥，这些变化的因素在近期内是极小可能改变的。冷战后变化中的美国国内外安全环境影响着美国国家利益的判断和运行。
    二、冷战后美国寻求国家利益
    （一）关国寻找敌人
    冷战后，美国失去了苏联这个对抗了近半个世纪的敌人，美国茫无所措。美国国内又出现了国民认同问题。而一个共同敌人的存在，通常能促进人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二战与冷战曾对美国经济、科技、社会的进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亨廷顿认为，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美国需要敌人。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多样性和多文化的推动力量，存在着民族、种族的分裂，美国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对立面来维持推动团结。“9�6�111”之前，亨廷顿认为，萨达姆�6�1侯赛因作为一个对手是不够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太分散也太遥远，中国问题太多且在今后可能造成的威胁还为时尚早。“9�6�111”事件发生后，亨廷顿认为“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
    （二）冷战后美国寻求国家利益
    在确定敌人的摇摆过程中。亨廷顿认为，美国一度将商业利益和种族利益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取代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利益被侵蚀了。国内的商业利益与跨国的、非国家的种族利益开始操纵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偏袒主义。亨廷顿批评克林顿政府时期重视商业外交，运用所有的外交政策手段来实现商业目标。另一方面，亨廷顿批评美国在提升种族利益。移民社群对美国的行动和政策施加影响，利用其资源和影响来为原籍国服务，“美国外交政策已成为国内各选区群体提出的一系列目标的拼凑装订而已”。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在世界上列国竞争中促进美国整体利益的自觉行动，正在缓慢然而稳步地消失着。而只有美国开始将新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并将商业利益与种族利益置于其次，才能取代偏袒主义。
    （三）美国确定国家利益
    美国国家利益是对所有或大多数美国人都很重要的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人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的。冷战后，什么是美国所关切的国家利益呢？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委员会确定了以下五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攻击；防止欧亚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防止美国边境上及世界公海上出现敌对势力；防止世界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友安全。然而，亨廷顿追问，这些利益又受到哪些挑战呢？针对美国的核恐怖可能算是近期的威胁；中国作为东亚霸主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威胁。除此之外，很难看到国家利益委员会所列举的重大利益的挑战。亨廷顿认为，美国政府呼吁的扩大民主并未引起民众的共鸣。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增加防务开支的主张同样不现实。他认为世界上的问题很多，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一种共识已经存在，即就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美国没有理由卷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问题。他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国家克制——这似乎是现阶段美国人民所惟一支持的国家利益。亨廷顿言及美国外交决策人士不应该再致力于炮制各种不现实的辉煌的外交计划，而应该致力于降低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以便确保未来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现实的美国决策越是自我克制，将越有助于时机成熟时美国采取积极做法重新获得国民认同，追求人民用生命来捍卫的美国国家利益。
    三、美国国家利益的运行
    （一）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运行
    亨廷顿考察了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运行，认为冷战后美国的所作所为好像置身于一个单极世界。美国自诩为是“仁慈的霸主”，颂扬美国的独到之处、道德与实力，极力鼓吹美国原则、实践与制度的普遍适用性。美国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信念的驱使。亨廷顿提及，冷战后美国或多或少干了以下事情：在人权问题上向他国施压，推广美国的价值观；阻止他国发展可与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相抗衡的军力；根据他国是否达到美国制定的关于人权、恐怖主义、核扩散等标准来给国家划分等级；迫使他国采取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推动北约东扩；对伊拉克实行军事行动，对其政府进行严厉经济制裁；点明一些国家为“无赖国家”，对其进行制裁等。美国追求的是一种“全球的单边主义”政策，大力发展自身的利益，却很少考虑别国的利益。亨廷顿著文认为，美国正变成一个无赖的超级大国。同时，美国也因与世界的步调不和而成为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在处理世界问题时，美国使用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两种主要高压手段。然而，只有其他国家也支持制裁时，制裁才会有效。而军事行动又需要满足诸多条件。美国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的所谓的仁慈的霸主而已。
    （二）美国国家利益运行中的国际关系
    亨廷顿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冷战后美国和次地区大国基本上更加合作。美国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军事联系和支持日本适度军事扩张来警告中国；通过美英特殊关系来平衡即将出现的联合的欧洲力量；美国与乌克兰发展密切关系来抵制俄罗斯力量的扩张；美国密切与沙特阿拉伯的合作反抗伊朗在海湾的力量等。亨廷顿认为，未来15年国际格局无疑是朝着大国力量进一步平衡、美国优势下降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相对实力将逐渐削弱。美国不再有掌管整个世界的意愿，整个世界也越来越不能容忍美国的这种图谋。
    亨廷顿指出，世界各国对美国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有着不同的反应。在较低层次上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恐惧、愤慨和嫉妒；在较高的层次上，这种愤慨就会变为拒不合作；而在最高层次上，则表现为几个主要大国结成反霸联盟。尽管存在反霸呼声，但建立拥有广泛基础的、活跃的、正式的反美联盟尚需时日。首先，大国对形成一个与美国的统治地位相抗衡的联盟的态度还不很迫切。其次，有些国家并不想与美国抗衡，而是采取“搭便车”战略。另外，现有的平衡体系的运作也阻止着单一霸权的出现。
   （三）美国国家利益运行的对策
    亨廷顿警告美国冷战后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单极世界，美国应该放弃自己是世界“仁慈的霸主”的想法。亨廷顿为美国开了一剂药方，认为发展健康的美欧关系是治愈美国孤独症的一剂良药。因为从文化上来说，二者皆属基督教文明区；从权力角度来说，二者皆为权力中心。权力之争引发竞争；文化共性便利合作。亨廷顿又提及，“在朝向21世纪的多极格局中，主要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冲突、结合。然而，在这种格局中，超级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也不会发生冲突。这便是单一多极世界的特征。为此，亨廷顿呼吁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美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更少被要求、更少引起争议，同时获益更多”。。美国必须学会在国际政治中作为主要大国、而不是超级大国的游戏，而且要学会妥协、美国的决策应反映理性的权力决策而不是傲慢的、单边的需求。亨廷顿发出了要美国回归重要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呼唤。
    对此，亨廷顿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要关注中国。亨廷顿认为中国会成为一个新敌人。但目前中国还不会成为足以唤起美国新的国家认同感和目的感的一种威胁。（2）要重新唤起较强的国民认同，需战胜美国国内存在的崇尚多样性与多文化主义的思想。要捍卫美国文化，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同时限制移民的进入，促进移民的同化。（3）美国要制定、重建一项克制与改组的政策，其目标是限制次国家的、非国家的、跨国家的利益。美国国家利益在于国家实行克制和“内敛”。（4）就维持世界秩序而言，取代一个国际警察的适当方式即建立社会共同管制。一种文明的核心国比在此家族外的国家能更好地维持该地区的秩序。
    四、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观评析
    （一）必须寻找敌人吗
    亨廷顿的理论不禁使我们发问，一国之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敌人吗？国际政治是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霸道的基础上？亨廷顿欲通过炮制敌人，增进美国国家凝聚力，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寻找国家认同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将敌人的存在看作国家利益的认同和国家发展的前提。这反映着亨廷顿依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同时，亨廷顿的话提醒我们，美国可能选择与中国为敌，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而中国人民要的是安居乐业，长治久安，不寻找外敌。我们应当同不想以中国为敌的美国人共同努力，防止中美互为敌国。
    （二）美国的霸权心态及均势战略
    亨廷顿建议，美国通过与次地区大国的盟友关系来平衡主要大国的权力，并强调文化相同的国家结盟反对与其文化不同的国家，以此实现美国主导的全球性均势，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一手法充分显示了亨廷顿的美国霸权心态及均势战略。另外，亨廷顿提出美国要放弃“仁慈的霸主”和单极世界的想法来追求美国的利益，这是亨廷顿对世界格局作了一番权力分析之后做出的现实政治战略。既然美国的权力不能实现一个单极世界，就应当抛弃这一幻想，否则就会犯下“国际政治中最常见的基本错误即忽视权力的相对性而将权力绝对化”。因为按照摩根索的论述，“在一个历史的特定的时刻，一国发现其权力处于顶峰之时，特别会暴露其忘记权力具有相对性的倾向。它会相信它所获得的优势具有绝对的性质，而基于这一前提而制定的外交政策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亨廷顿建议，随着一个多极世界的产生，取代国际警长的适当方式就是社会共同管制，让主要地区大国重点负责维持该地区的社会秩序。
    （三）亨廷顿具有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
    亨廷顿为美国国家利益把脉，提出了他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和高屋建瓴的国际战略思想。他认为，在国内，治愈文化认同问题要推崇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则是霸权的收敛。而强劲的国家主义是提升海外美国国家利益及美国国内统一的基石。在国家利益上，亨廷顿呼唤美国要“内敛”，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国家克制，尽可能限制对世界事务的卷入，亨廷顿发出了要美国回归重要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呼唤。亨廷顿的保守倾向的政治理念也多少表明了他对多极化前景的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亨廷顿能清醒、精辟地为美国国家利益把脉，提出治愈美国孤独症、维护美国霸权的药方，这也正是亨廷顿先生的高明之处

6. 政治时评怎么写？

写时评不同于网友议论，时评有两大目的，即导民和咨政。导民，即是把事件的真相、意义说给群众听，咨政，即是为政府决策人士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方式。 这就要求，时评务必冷静、深刻。 　 有些人认为，时评要快，要不然别人就不能用了，就赚不到米了。还有人认为，时评不辛辣，不浮躁就没有人看了。 窃以为此言差矣。 　 如果把时评定位为赚稿费，所写出的文章势必千篇一律，毫无建树。偶有一独到观点，也只能是言不及要害，语不中视听，做不到时评大家风范。 　 如果把时评定位为辛辣之言，浮躁之词，那则从根本上错了。时评是要引导民意，擦亮人民的眼睛，而不是顺从读者的品位。从这个角度时评的艰巨目的更应是改造人的思想，而不是屈从现状。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时评作者与“民”的不同之处在于，时评文章占用的是舆论的工具，这就要求必须来自“民”而高于民，如果没有独到并能让人接受的新观点，时评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势必沦为哗众取宠之言。 　 正如楼上所言，作者应该站在建设政治文明社会立场，并把自已观点与社会进步结合。这实际上也是在下的观点之二——咨政。 　 总而言之，时评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在这个风向标下，时评人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时评人，要对时评负责，对社会进步负责，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小我”的满足之中。

7. 求2篇政治时事评论。

　　城市化，不得强制
　　尊重民众的自主权，解放民众的创造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这是30多年中国高速发展的启示，也是新时期政府科学施政的常识。
　　如今，这启示却被不少官员弃置脑后，这常识却在许多地方遭遇挑战：被上楼，被流转，被城市化。
　　农民渴望经济发展，因为他们要抛弃贫穷、苦难，奔向温饱、小康；农民期盼新村建设，因为他们也有幸福的梦想，也要温暖的家园；农民向往现代城市，因为它代表的是别一样人生，是另一种命运，仅仅打开了一条门缝，他们就挤进一亿多人。
　　但是，不少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雷霆般的逼进、行政性的强拆，却让农民倍感惶惑、无奈和痛苦。
　　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的，往往是被剥夺，是被侵害，是被折腾。
　　而且，更令这些农民无法承受的是，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恰恰又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名义下发生、进行的。
　　我们得问一问：官员们究竟是如何去让农民自愿？
　　农民从城市化大跃进中被灌输的、被鼓动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潮流，是新生活的美妙图景。这些大道理、硬道理虽然离农民远了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先进性；拆迁上楼、置换进城中，政府抓住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更易看重眼前利益的心理，推出种种优惠政策，许下条条郑重承诺，尽管这些“优惠”“承诺”往往是“羊身羊毛”，是“纸上富贵”，他们还是把握到丝丝缕缕的关怀和隐隐约约的希望；但最后不少农民看到的、得到的，并非如原来那般想象，户籍进城中不平等的置换公然侵害着他们的财产权益，撤村并居中要挟强逼现象一再上演，或住户被立即停水停电、强行清场，或家属被威胁停发工资、开除公职，甚至招致不明身份的人黑夜打砸、白日行凶，最后导致世代家园瞬间彻底铲除，积年投资顿成一地废墟。
　　我们得听一听：农民们是否懂得自己应该怎样自愿？
　　许多地方，在政府的封闭操作中，在开发商的强势挤压中，农民没有知情的权利，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农民没有自主的空间，缺乏基本的选择权和拒绝权：农民没有平等的地位，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但由于村级组织的日益行政化，村民结构的日益原子化，农民很难充分认识到自己深层的利益，很难有效凝聚起自己的共识，很难拥有组织化、渠道化、平台化的利益表达和权利抗争。
　　我们得想一想：中国农民自愿的城市化道路应当如何去走？
　　前提是去现实中探问：当今中国，谁在城市化？谁的城市化？谁要城市化？显然，我们更多地看到：这是政府主导甚至是行政强制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参与者、推动者？显然，这是政府加强土地财政、资本豪取超额利润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受益者、沐浴者？显然，这是权力、资本和媒体竭力鼓呼的城市化，农民也要城市化，但同时他们也要问，这城市化能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农民们最本真的诘问，也是城市化最核心的价值。况且，城市化也绝不是农民唯一性的期望。我们不可错失城市化的历史机遇，同样不可误导城市化的前行路径，不可泛化城市化的发展边际。应当明白，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许许多多的乡村的前途不是城市，是新乡村，许许多多的乡村文明的前途不是城市文明，是新乡村文明。
　　诚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是，城市化不是搞运动，不是闹革命，不是大跃进。它是一种生长，一个进程，一种文明。
　　我们在深刻认识全球化视野中城市化的巨大空间，在精心计算亿万农民成为新市民之后消费增长的无穷潜力，在充分论证后危机时代城市化拉动内需撬动转型的强大功能。但是，我们想过没有：以土地换社保，实质是以自有财产换公共福利，以宅基地换住房，实质是自由建房权利的让渡，这些操作对农民是否公平？占补平衡、撤村并居，腾退出的土地，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仍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其收益有多少为农民分享？会不会出现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我们想过没有：农民“被城市化”之后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景况如何？一旦失地进城又无退路，他们的补偿是否能够支持其生存、发展？依靠单纯的社保能否拥有体面、尊严的生活？我们想过没有：“被上楼”农户的水电气生活成本高、纯农区生产不方便、子女成家分居无住房，他们的生存资源如何切实保障？他们的乡土生活方式如何得到尊重？
　　还有，我们想过没有：农民心中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色彩？什么模样？
　　没有选择的自愿是不真实的。没有权利的选择是不公平的。没有保障的权利是不牢靠的。
　　我们在高扬以人为本，可是，如果没有制度变革的跟进，这核心价值如何践行？我们在打造法治政府，可是，如果没有法治文明的信仰，这政府转型如何到位？我们在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是，如果没有符合国情、没有农民自愿，只是经济驱动型的城市化，这世博口号如何接续？
　　城市化的历程，自应坚定前行；强制性的逼进，则当断然打住。

　　换一个视角看物价
　　物价问题，从年初热到岁末，牵连着民生苦辣酸甜，也催生出政府强力调控。
　　怎样去认识新一轮涨价的深层原因？怎样去把握市场消费的演变趋势？怎样去抉择政府调控的科学思路？我们需打开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启示。
　　观察新一轮物价上涨，从应对金融危机看，这是刺激性政策带来流动性的泛滥：从全球贸易体系看，这是国外大宗商品涨价的输入性传导；从市场调节周期看，这是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波动：从自然灾害发生看，这是供求关系的暂时性失衡……
　　我们何妨转换一下视角，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背景去审视、去把握？
　　就以首当其冲的农产品价格调控为例，我们来解析一下——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以“中国制造”的奇迹般崛起为荣光。殊不知，我们所打造的“投资洼地”，我们所张扬的“比较优势”，都是以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以增长潜力的过度透支为代价的。如今，日益激化的征地冲突、资源抢夺、环保事件和劳资矛盾，正使中国经济经历难以承受的发展之痛，转型期的要素市场化已是势所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释放，看到了城市农民工收入上涨的传导，看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幕后推手。
　　另外，经济增长的刺激，财政利益的膨胀，政府政绩的竞争，正在加速乡村城市化的进程。特区扩容，二城现象，都市热潮，圈县运动，撤村并居，占补平衡，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扩张中，农地红线被轮番冲击，城郊菜地被楼群逼退，土地流转被一再加速，农业种植成本日益显现。
　　还有，农业资本化也在演进之中。资本的力量，在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地发现土地的价值，改变产业的运行，加快结构的调整，重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在全球化、能源化、金融化的进程中，资本也在悄悄改变着农产品既有的价值形态和单纯的消费属性，创造更为多样的介入市场炒作逐利的机会和空间。
　　要素市场化，乡村城市化，农业资本化，将中国农业带入一个高成本时代，也为转型期物价温和上涨生成着深层的助力。
　　借助新的视角，使我们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增添了一些“非常规”、“不可逆”、“超预期”因素，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启示。
　　我们需要调控市场物价上涨，同时也亟应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尽管这一轮物价上涨尚属温和，但为什么社会反应如此强烈？就是因为百姓收入水平偏低。政府应该从这里去强化调控的着力点。从国富转向民富，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弱势群体生活救助和价格补贴机制，应是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发展的转型基点。这里，需要警惕借物价上涨抑制收入提高的倾向。一味靠降低生活水平、抑制消费需求来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的思路，我们在改革前已经领受了太多的教训。在经济转型亟须启动内需之时，在生产要素价格开始“补涨”之际，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需要关心城市居民消费，同时也亟应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多少年来，有一个现象，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社会总是很快形成热点：而当市场“价贱伤农”时，舆论往往表现出令人困惑的沉默和低调。这一现象的背后，还是长期的“城市倾斜”思维。再看这一轮调控，一些城市紧急出台政府限价令，集中抛售国家储备粮，菜价应声而落，粮价顿现颓势。城市居民高兴，地方政府轻松。但是，那些菜农粮农呢？民生并无城乡区域之别。在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被低估的情况下，广大乡村的民生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政府行政干预的应急之举终非长远之计。我们实行了减负农业、免税农业，还应为发展补贴农业、市场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创造更好的环境。
　　我们需要遏制流通环节暴利，同时也亟应推进流通体制创新。大量市场游资在房地产“吸金”能力减缓的背景下，利用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盲区，瞄准一些易炒作的小品种趁机推波助澜，获取一时暴利，政府自应严加整肃。但是，媒体跟踪当下涨价的大宗蔬菜，虽然依然是“种菜的不如卖菜的”，但无论批发零售，也多在为成本挤压利润叫苦不迭。更重要的是，流通体制改革应有新的突破。一些城市推出的“农超对接”，建立直通车制度，固然可喜，也应推广。但我认为，更具深广意义的，应是放开、鼓励、扶持农民，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壮大起来，直接进入流通，进入市场。农民参与产业链条的延伸，可以合理分享更多的利益，避免单纯依赖生产环节的价格涨落。消费者也因为中间环节的减少，炒家机会的压缩，得到更为廉价的农产品供给。看一看海峡对岸的台湾农民，正是由于农会发挥了强大的共同经营的功能，才摆脱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宿命，创造了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家庭小农经营制度，奠定了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这应成为各地政府的借鉴。
　　从新的转型期视角看过去，显然，对于这一轮物价上涨，我们不可一味地局限于以往的认识，不可轻松地满足于一时价格回落的形势，不可盲目地沉湎于行政干预、强势打压的思路，还得有更科学的应对，有更长远的考量。

8. 2011 时事政治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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