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1.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2.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问题的复杂性和关键的技巧在于，在不具备富国当初致富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发挥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去创造最适合的条件，但可以确定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成功方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自2012年3月出版以来，就被认为是一本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其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分析框架，被视为提供了一种诠释国富国穷问题的新思维。梳理作者2002年以来的一系列论著，则会发现，《失败》一书其实是对作者之前观点的一场颠覆。
制度组合论的解释过于含糊
《失败》一书首先指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良性循环：激励投资和创新，允许创造性破坏，从而带来经济繁荣；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恶性循环：投资和创新受到抑制，创造性破坏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停滞；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可以产生增长，但不可持续；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则极为少见。
《失败》一书的这种制度组合论，并不是什么创新。尤其是包容性与攫取性的划分，与诺思、瓦斯利和温格斯特等人2006年以来所提出的“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自然国（natural states）和稳定宪政体制（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四个组合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失败》明确强调，不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这一观点，在《失败》一书的第二章就亮明了：“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续地允许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存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之所以无法产生持续繁荣，是因为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当权者刺激经济只是为了更好地攫取资源或短期内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一旦当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发展影响到统治稳定时，当权者就会抑制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显然意识到，包容性政治制度不能只用“为大多数人提供政治参与机会”来刻画，至少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施政能力。因此，又特别强调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还需要“多元但足够集中”。但遗憾的是，由于对这个“多元但足够集中”的解释极为含糊，对不可持续的增长又缺乏时限的说明，《失败》一书就将“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和“为什么国家会成功”的问题引入了一种近乎诡辩的循环逻辑之中：如果遇到了政治包容—经济包容组合的例外（如海地、前独联体国家），《失败》一书就可以说是它们尽管多元，但却缺乏足够的集中；如果遇到了政治掠夺—经济包容型的例外（如新加坡、卡塔尔、沙特），《失败》一书就可以说它们不可持续，因为对于持续多久才算持续，《失败》一书从来就没有答案。
在《失败》一书所描述的政治包容—经济包容的良性循环中，政治包容要求政治有必要的集中，与之对应的经济包容则包含对私有产权的尊重。然而在《失败》一书所列出的“成功国家”的历史上，这两者却很少并存。
制度漂移的分析视角缺乏系统性
《失败》一书认为，成功国家，如英美等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关键的历史节点（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上的重大事件和细小的初始差别（small initial differences）导致了这一结果。关键时期是指“一个社会中破坏既有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大事件”，如黑死病和大西洋贸易路线。借助于大事件，细微的初始差别得以放大，形成各不相同的制度，这就是所谓制度漂移。
为了论证这种制度漂移的观点，《失败》一书多次提到黑死病和南北美的发展差异。黑死病动摇了西欧的封建体制，使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和私有产权成为可能，使东西欧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差异。南美有黄金，易于攫取，所以殖民者建立了攫取性制度，英国人没有这种偶然的幸运，反而成就了北美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
历史上的大事件的确存在，但观察大事件的视角应当是系统的和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以黑死病对东西欧的不同影响为例，《失败》一书首先忽视了东西欧地理和人口分布的差异。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是内陆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类似西欧的商业中心，大宗贸易很难发展起来，这反过来导致大城市很少且人口密度低。而在西欧，多数国家拥有较好的可航行的河流和沿海水域，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西欧便于进行商业上的相互联系，使西欧的贸易网络早在12 世纪后半期便建立起来。在南北美的不平等发展上，《失败》一书均沿袭了“包容归因于偶然，攫取必然失败”的分析路径，但却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某一国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与另一国攫取性制度的建立有关。
国富国穷不存在唯一的成功方案
在《失败》一书中，政治制度被视为启动良性循环的因素。但在2006年的另一部著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两人则更多地强调了经济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该书中，他们指出，政治制度从攫取（专制）转为包容（民主）的过程是统治者与民众的博弈过程，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是统治者选择宽容让步或继续专制的根本原因，而经济结构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失败》一书相对，我们可以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张夏准那里看到完全不同的国富国穷观。赖纳特指出，所有关于产权、民主以及地理位置、气候、病毒细菌疾病决定经济发展的解释都没有触及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国如何选择以及选择怎样的产业活动。产权及其他制度体系固然重要，但从因果关系上说，产权和制度本身并不创造国民财富，它们只是国民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支撑体系，私有产权与其他制度体系是经济活动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赖纳特看来，经济活动与政治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但决定性的是前者。产业活动的选择决定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方式，进而决定了社会阶层的形成，从而形成了相应的社会权利诉求和表达。民主、市民社会、平等自由的诉求只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在缺乏合适的经济活动时，它们无法生根。
《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问题的复杂性和关键的技巧在于，在不具备富国当初致富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发挥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去创造最适合的条件，但可以确定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成功方案。

3. 失败国家与我国发展有何关系

1:其他发达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完整发展体系，构建了未来的美好蓝图。只想着与一些发达国家合作，却忽视了落后国家的未来发展潜力。
2：中国现在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但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有几个盟友国（一个篱笆三个桩），而现在的一些发达国家和中国进行的合作比起那些落后国家来说太少了，而且中国大力发展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那些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必会给所引进的项目提供政策支持。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3：增加合作伙伴，将“敌人”降到最低。

4. 世界上最失败的国家是哪里？

关键取决于失败的定义：
国家失败
  走向失败的国家有几个特征。最常见的特征是丧失对领土的实际控制，或者无法完全掌握合法动用武力的权力。国家失败的其他特征包括：合法权力机构的集体决策能力遭到削弱，无法提供适度的公共服务，不能作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与其他国家交往。12项指标涵盖了国家失败的多种因素，比如严重腐败、犯罪行为、无法征税或获取公众支持、大批人口被迫背井离乡、经济急剧衰退、群体间的不平等、有组织的迫害或歧视行为、严重的人口压力、人才外流和环境恶化。

5. 为什么中国没能避免严重的失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世界上不间断的最古老文明。并且，中国的变化速度非常之快。每个月，中国都会启动一个影响成千上万人的新的重大项目。
    正是中国这种难以置信的变化速度给了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勇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极其复杂，但是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在世界范围内找出应对办法。对于中国来说，我不能说什么是最好的，但是我可以描述西方已经做错的。我很乐意看到中国领导人能够避免西方的这些错误。
    如何看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科学？
    加州洛杉矶克莱蒙林肯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它一直都践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分解研究高于整体研究、个体高于社会、分析高于综合、价值中立研究高于包含人类价值尺度的研究。西方的许多大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上的。然而，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大学，我们追求用整体性方法去展开教育。在课堂和项目中，我们寻求事实和价值、个人和社会、分析和综合，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平衡。我们的使命是训练领导者能造就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利和全局性的全球合作关系。
    科学方法是在许多方面都简化的方法。最有力的科学用简单的规则、原始的条件、数学关系解释复杂的现象。我重视科学的这些力量；它们造就了一些人类有史以来达到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我看来，解构后现代主义并不适合认识科学知识的独特性。例如，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似乎把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等同看待。但是他们忽视了科学和文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的不同。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没有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方法。卓越的科学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卓越的，这种评价标准无疑是国际性的。但后现代主义的确要求我们对人类怎样将科学研究和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做出不同的思考。它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和人类经验的重要领域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正如我将讨论的合作关系，它对于中国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平衡技术和人类可持续文明之间的关系。
    现代主义之后的科学是什么？
    在现代，尤其在西方，知识和价值是被放在对立面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是不可逾越的。现代哲学家强调价值是人类臆想的或者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一种副产品。他们说，科学研究世界就意味着排除了所有的价值。过去，教育者认为对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知识上和他们学科领域内的基本技能的训练已经足够了。他们宣称如果科学家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社会就会获益。
    但在后现代世界，我们已经认识到为纯粹的研究而研究是不行的。有时科学家将对知识的追求放在对共同福祉的追求之上，人类在这一进程中受到了伤害。我在斯坦福大学和后来在哈佛大学的工作过程中，都遇到了一些不能进行团队合作的科学家。这些个体的科学家希望能够独立，他们之间相互争斗。这给大的研究组织造成了许多问题。因为团队的利益必须高于个体的利益。这样的事在西方的研究机构经常发生。当一个科学家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他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事情，他会歪曲数据或者在没有检验结果的情况下就将结论迅速出版。